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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对于“装台”这样一群人，陈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从这个小行当中琢磨出了大滋味——

“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在陈彦看来，装台工作虽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但他们在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的坚守与挣扎，光荣与梦想，与我们却没有根本的不同。“我熟悉他们，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欢乐着他们的欢乐，忧愁着他们的忧愁。”

《长篇小说选刊》二零一六年第一期全文选载了《装台》，卷首语这样评价——

“关注底层小人物并不难，难的是你了解不了解他们的营生勾当，熟悉不熟悉他们的言语做派，对他们的内心和命运有没有足够的体察和思考。陈彦熟悉舞台，熟悉后台，他用小说的方式把隐身于帷幕背后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让读者随着刁顺子和他的伙伴们的劳苦努力、悲喜哀乐而俯仰感叹，而有所领悟。”

在《装台》中，主人公刁顺子和他的一帮弟兄们长年奔走于西京城的各个舞台，干着最累的活，说着最软的话，受着难忍的气，在一个又一个的装台现场为生活奔命。虽然生活极尽苛刻，数次让刁顺子在困境中难以突围，被逼得进退失据，但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劳动、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

评论家李敬泽说——

“很少有一本书会像《装台》这样，我拿起来，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在那喧闹的生活里，在那些浑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边，和他们一起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离开。现代小说常常空旷，而《装台》所承接的传统中，小说里人头攒动、拥挤热闹。《装台》的人物，前前后后，至少上百，大大小小，各有眉目声口。大致上是以刁顺子为中心，分成两边，一边是他在装台生涯中所交道的五行八作、人来人往，另一边是他的家庭生活，特别是通过他女儿菊花牵出的城中村的纷繁世相、形形色色。两边加在一起，真称得上是呈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陈彦说：“小说是书写生存的艺术，书写生存的卑微与伟大、激情与困顿”。《装台》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群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们困苦而庄严的生存故事。

“重新拨亮一种价值”

读完小说《装台》，人们或许会发现，装台人也有他们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价值坚守、责任和担当。在陈彦眼中，刁顺子们持守正道，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的“恒常价值”，时代的变化并不应让这些基本的价值失色或者暗淡，陈彦自觉地在艺术作品中不断拨亮，让其光华不减。

陈彦笔下的人物起点并不高，但作品中对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挖掘却十分充分。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读出了困境之中他们的成长与突围。

陈彦的作品总是着力展现这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让人们在对其满怀爱与悲悯的同时，生发由衷的敬意。

讲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现代戏《大树西迁》，没有写迁校上层的方案之争与宏大场面，而是将焦点对准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女教师孟冰茜，用她五十年的生命史，从反对西迁，到完全融入西部生活，并深沉地爱着西部，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她苦难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心路历程。

在陈彦看来，小人物，普通人，永远是他书写的主体。他认为，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值得更多人关注与书写。一个大城市，少则几十万，多则成百万，甚至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往往出现在这个城市最破烂、最肮脏的地方，清扫马路、建设高楼、疏通管道，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一旦哪里建设得花坛簇拥，一道围墙便把他们永远挡在了墙外。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谋生，支撑着他们在苦难中前行？是什么样的生命信念让他们坚持着这种谋生方式，守望着他们的生存与道德底线，且长期与城市相安无事，一切的一切，都值得城里人很好地去回眸、关注、探究，并深刻反思。

陈彦在用一部部戏剧作品、也在用一部部小说作品回答着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