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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家吴义勤眼中，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没有理念化地将农民工作为简单歌颂的对象，也没有将城市简单塑造为欲望都市，而是站在中立的基点，在人性的视野内，审视两者的关系，以此凸显民族精神在压抑中的延展”。

“《西京故事》延续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开创的思想传统，直面现实，本着为普通人立传的主旨，紧紧扣住尊严两个字，努力挖掘并呈现时代之痛与当代人的心灵之痛，全面展现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立体而多维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人性救赎史。”吴义勤说。

陈彦除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文论、评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创作要持守恒常价值”——

“我不喜欢在作品中过多地演绎新观念，而始终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的那些恒常价值。人类生活是相通的，都要向善、向好、向美、向前。那些经过历史检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对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调节起着永恒作用的长效价值，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进行重新阐释，重新拨亮的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对一些价值观进行重新省察、甄别，有许多值得重新拨亮，拨亮之后，这些传统价值就是时代的，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比如厚德、比如诚信、比如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等等。”

陈彦说：“联系到城市中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我觉得他们始终坚守着一种东西，那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类最为朴素的恒常价值，这些价值让他们的劳作，让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充满了坚韧性、道德感和尊严感。”

无论陈彦的戏剧“西京三部曲”，还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都让人们看到普通人也能活出生命的尊严。普通人正大光明地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去坦坦荡荡地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样一种人生也是有尊严、有价值的人生，也是我们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关注的人生。

陈彦始终相信，艺术家不仅要有悲悯情怀，还需要认同甚至提升普通人的生命尊严。“我们需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进入式地去审视他们的生活，不能漠视甚至指斥他们的生存价值。”

“我比较能下笨功夫”

在陈彦看来，到要创作时才去寻找素材、深入生活，这对写作而言是困难的。创作是对生活深入咀嚼后“化枣为泥”般的自然流淌。

面对如今文化快餐消费的时代，陈彦有着自己的坚持。他的作品在“出笼前总是慎之又慎”，需要静静地梳理、思考、沉淀、打磨。他认为，创作一部文艺作品，一定是“内心有话想说”，并且“是别人没说过的，如果都是别人已经说过的，而且你说的还没有别人好，没有别人精彩，那你说这个的必要性就不大。”

陈彦坚信，如果作家对生活没有感性的、内化为自己生命里的一种感情、认知，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较“隔涩”。

为了写出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陈彦始终将自己与所描写的人群置于同一位阶，无须仰视亦无须俯视，而是平等地走向他们的生活、认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生活。评论家雷达说——

“《装台》是在人们，也包括作者自己没有事先预谋和明确期待的情况下积少成多写成的。《装台》与时尚的小说观念没有多少关系。作者只是写他的观察已久，烂熟于胸的人物以及环绕他们的世界，沉浸其中，才造就了这部人物活灵活现，世情斑斓多姿的现实主义力作。”

陈彦常常琢磨“装台”这个特殊的群体。他发现，“他们大多数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当然，也有的成为他们的南霸天。”

在写作之前，陈彦还特地找来几位比较熟悉的装台工作者，进行了长谈，做了好多笔记。正是平时这种细致的观察，和创作前的长期准备，“黏合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才有了刁顺子这样真实丰满、充满个性的人物。

在陈彦笔下，主人公们往往面对着内心的困境、矛盾与两难选择，当两难选择被完整呈现、人生困境被真实再现、心灵世界被充分打开后，主人公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做出了持守正道的人生抉择，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在充分的张力中呈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与反复，而在这样的铺陈后，人物最后的选择就是一种水到渠成。

评论家孟繁华说——

“好小说应该是可遇不可求，这与批评和呼唤可能没有太多关系。我们不知道将在哪里与它遭逢相遇，一旦遭逢内心便有喜大普奔的巨大冲动。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就是这样的小说，这出人间大戏带着人间烟火突如其来，亦如飓风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