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个新道统（第2/7页）

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萌芽潜行，随着庞大的西方著作翻译工程的进展而逐渐抬头。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批判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呼唤民主，要求打破精神枷锁，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呼声。1984-1989年的文化大辩论以及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活动，表达了自由主义持续的人文追求，即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再发现。

80年代最响的口号是“思想解放”。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涵盖了各种不同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有人说，80年代是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其实并不符合实际，自由主义的传播还是遇到不少曲折。在80年代，围绕“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决策层与自由主义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支持农村改革，扩展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决策层与批评现行体制的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遭到挤压。

八九政治风波中，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迎面相撞，陷于失败。风波之后，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这是自由主义第一次失落。

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

90年代：自由主义复起

再看第二个起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人变革，并且在融入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而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决策层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并且成为制衡左倾思潮的力量。由此，自由主义复起。

中国在90年代初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了出来，为自由主义复起立了头功。在这方面，吴敬琏、厉以宁、董辅扔、张五常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由于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急迫需求，遂成为影响决策的活跃力量，甚至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发挥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作用。

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之后，学界对市场经济与体制、法治、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讨论，对过去人为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危害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个人主义也有了新的理解。许多人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实际上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手段和工具。与此同时，90年代逐渐兴起的胡适热、陈寅格热，也为重提自由主义发掘了本土资源。

当时许多重要法律的修订和政策的制订，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因素。比如提出了法治政府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再比如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比如后来宪法修订案纳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等。此外，中国新锐纸质媒体南方报系、各地城市报系以及《财经》杂志等一大批市场化杂志和新兴网络媒体，也都普遍倾向于自由主义，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强势舆论氛围，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影响力，都大于80年代。

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90年代中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众、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5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