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新在哪里（第3/6页）

许多学者不同意新左派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七年，经济连续超高速增长，说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决策。

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市场经济。新左派学者陈学明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9他给出的理由是：（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二）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境遇；（三）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对此，吴敬琏、秦晖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权贵深深介入市场，缺乏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缺少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工会和农会。单纯指责市场经济，是开错了药方。

怎样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是另一大争论焦点。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如汪晖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还有新左派学者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泛滥。

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秦晖不同意新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他说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社会的情况既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另外有学者说，中国是后全权社会，或是威权主义社会。

新左派也痛恨腐败。但是为什么腐败如此猖撅？新左派没有从民主不足、权力制约欠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汪晖把问题归结在邓小平头上。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这篇文章中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10

在新左派眼里，除了邓小平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为腐败负责之外，国际资本也要为中国的腐败承担责任。新左派代表人物说，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不过，新左派并没有就国际资本导致中国腐败这个命题进行论证。

怎样解决腐败等问题？用发展民主的办法行不行？曾有一些新左派如崔之元、甘阳等赞成普选，汪晖也赞成推进民主，但近来新左派却变了调子。王绍光最近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一再指责选举。比如，他在《上海书评》报发表谈话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他说：“选举有可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带来更多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11王绍光主张什么呢？他说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并不涉及统治主体怎样产生的问题。因此，王绍光说民主就是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出响应，而不是选举领导人。这样，王绍光实质上否定了民主最重要的功能。从本质上看，他的主张仍然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政治的案臼。

另一位先是自由派后来改为新左派的赵汀阳在《每个人的政治》一书中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民主与专制一样都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

播维在《当代中华体制》这篇长文中说：“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古老的‘责任本位’思想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强调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责任本位也是中国民本政治的逻辑起点，促使官员对百姓福社承担责任。”12话说得很清楚，潘维不赞成公民在法治保护下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只是主张官员应该照顾百姓，结果还是在开明专制的圈子里打转。

否定了民主，也开不出新药方，这可能是某些新左派只好求助于“文革”的原因所在。对此，学者吴稼祥评论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一些新左派人士对诸如文明、理性、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现代性观念来自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现代性观念（直线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汪晖）产生于基督教，但现代性所导致的世俗化又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再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场，这些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但是现代主义美学的现代性却具有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现代性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汪晖认为，现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当作普适性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在这方面，韦伯运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过宗教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使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化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无法诊断中国现代社会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