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

——老左派思潮

第一波:“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政治遗产,由一批左派人物继承下来,一般称他们为老左派。之所以如此称呼,是为了与后来出现的新左派相区分。

老左派观点的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公有制,三是计划经济。近年来,老左派阵营中比较极端的人高调支持“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老左派抵制改革开放的抗争,贯穿了改革开放全过程。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一直坚守毛泽东的信条,无论是穷是达,始终不弃。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另外有些人则是翻云覆雨,随时变脸,利益算计,深浅莫测,这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不论动机如何,他们都有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利。

30多年来,老左派的抗议声无日无之,但就其影响力和波及面而言,有四波较大的浪潮。

第一波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在这一波斗争中,汪东兴是主要代表人物,华国锋也负有相应责任。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时候,每天忙于柴米油盐的老百姓,并没有在意社论中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毛泽东刚刚去世几个月,造神运动的余威还遮蔽着大伙儿的思考。这都是日常听惯了的老调,有啥稀奇?然而,日夜思虑国家大计的一些高层敏锐的人士,看出其中玄机。这篇社论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交给宣传口负责人耿飚的,强调不准动一个字。耿飚在议论这篇文章的时候说,如果按照这篇文章办事,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但还是要服从上级。《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用了特大号字体,全国各地报纸也在同一天用同样字体转载这篇社论,一望而知来头很大。此文经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此为“两个凡是”正式出台。

“两个凡是”不只是说说而已。著名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钢在《炎黄春秋》2011年2月号和3月号发表长文连载《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该文说,2月8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22日又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根据这两个文件,各地都抓了一些人,把质疑毛泽东的声音压了下去。据一些材料称,逮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对这一事件,韩钢的文章说:“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华国锋当时的思想状况处于波动当中,比较复杂。韩钢根据近年新披露的史料说,华国锋对于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支持的。韩钢在文章中引述吴德的口述说,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另外,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思想是最为开放的。1977年3月10-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对文件起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冤案,必须平反;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发言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相比华国锋而言,汪东兴维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立场则很强硬。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些媒介发表文章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汪东兴将这一指示发到所有宣传机构,给媒介和理论界扣上了紧箍咒。

韩钢的文章说,“两个凡是”刚刚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并未注意。是朱佳木注意到了这个提法,对邓力群谈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力群接着找王震,对王震说:你知道“两个凡是”吗?这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王震就去见邓小平,谈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做处理问题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