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第2/3页）

从青焕碰住到出院到现在，那个人至多出现三次。刚开始那一次，在医院里从来没有去看过，才开始要钱还往卡里打钱，后来，人也不见，钱也不给了。中间上法庭见过一次。后来反诉又见过一次，不超过三次。电话打死，就不照面。

法庭判之后，总共说是二十二万。保险公司是十二万，那个人给了七万多，咱自己出了四万多，因为咱是次要责任，我这才知道上当了。那个人认识交警队的人，早都串通好了。现在，他还欠我三千九百块钱，就不给咱了。

在这时候，那个车主又请个律师，反诉俺们，叫咱赔他车，说因为咱也有次要责任，所以得赔他的修车费。说咱人把他车撞坏了，叫我赔五千多。你看这混账不混账！我想着，咱在前面好好地走，你追住我了，你把我人撞飞了。俺们骑的自行车，你开的小车，咋还让我们赔！这说不通啊。

为这事我又找律师，律师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实际上是推托了。日他妈，一看没钱，律师也不想管了。

现在我每周五去法院。他撞住人还恁恶，凭啥？反正我这收废品的活也不要时间点儿。周五是法官接待日，我去要钱。我非得把这钱要过来，我不能便宜他。不说咋了，你到我屋里看看人也行。我耽误多少工夫，我这两年花了多少钱？

王福姑爷在屋子里那一小片空间里走来走去，眼睛看着天，嘟嘟囔囔地说着，一脸悲愤的样子，一会儿用手比画着那颅骨切掉陷下去的形状，一会儿又拿出青焕姑奶服药的小瓶子，让我看上面复杂的药品名。他头脑里有一本混沌的账，他被这账里面的小细节纠缠着。见到我之后，他一直试图在理清这笔账，以希望我明白他受了多么大的冤枉。但是，在讲到“每周五去法院”时，他看着我，眨着小眼睛，说不清楚是执着的还是生气的语气，让人感觉到，他在做意义特别重大的事情，他会不急不缓地坚持下去。

说起打官司，大家都认为外地人肯定要吃亏。梁安说：

城里人肯定欺负咱农村人，更何况你还是个外地打工的。咱们有一个老乡，在我那儿干活，下班回来，一个雪佛兰车撞住咱，腿上刮破皮，脸上也有伤。司机和四五个人从车里下来，骂他不长眼，又扇他几巴掌，踢他几脚，把他肋骨都踢断了，威胁他不准告。骂完打完，走了。咱报案了。刚好事情出在歌厅门口，人家歌厅有摄像头。调出来找到了车和车主。那车主掏出三千块钱，威胁咱们说，我这钱给了，你就不要在顺义混了。他想着他是本地人，厉害，可以欺负住外地人。咱这个老乡很害怕。后来我说，别说这，都是中国人。你要是不给钱，咱非告不可。你这逃逸是真的，我告你，你得坐半年。你也不好受。后来，才算赔了一万块钱。

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是咱那儿河东人，给一个公司装通风管道。那通风管就几个螺丝钉固定着，根本不牢固。正在下面固定，通风管脱落，“哐”一下，人硬是被砸死了。俺们都去看了，那真是没法说，惨得很，人都成浆了。后来家属来，咱也找了咱这在北京混得还不错的老乡去谈判。李秀中都去了。你知道人家多恶啊，知道你是外地人，爱搭不理的，拿这拿那来吓唬家属。俺们在这儿撑着，让家属不要怕，谈判就得几个来回。家属不听，让人家给吓住了，最后四万块钱给打发了。把李秀中气得不行，说早知道不管了，瞎耽误了几天工夫。实际上，它那操作完全是违规的，公司本身就不正规。

李秀中是谁？是吴镇在北京混得最好名头最大的人，他在北京良乡一带校油泵，已有几千万元资产。他的名字总会在不同场合、不同层次的老乡聚会中闪现。

晚上七点多钟，在外面干活的立子、红旗、成子陆续回到河南村。他们都在做建筑方面的活儿，油漆工、砌墙、铺瓷砖、木工，干什么的都有，依着活儿的地点变动奔走在北京城的不同地方。

大家约好在南门下的饺子馆等，红旗、成子先到，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们俩在一个工地干活，铺瓷砖。这类活儿有时候按天算，有时按活儿给钱算。按活儿算，就是不管你多长时间干完，总共这么多钱。他们最喜欢后者，会连干一两个通宵，挣上一两千块钱，来钱快。红旗、成子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但看起来很是少年老成。

“咋不把老婆也叫来呢？”我问红旗，梁安说红旗老婆也一直在这儿，干零活。

“叫她干啥？”红旗有点不好意思，“俺们直接从工地回来。”

“不会吧？看你们俩的衣服怪干净的。不是铺瓷砖的吗？干一天活能有那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