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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汉城和直子跟着他走进了研究所的大门。

一个格局不大却别具特色的入口大厅，双翼围合着宽阔的楼梯；中间是一部用古雅的雕花铁栅栏挡着的电梯。时间已近五点，研究所里很安静，走廊里偶尔能听到一两声走动的脚步声。

手稿收藏室在四楼。荷默教授从伦敦大学带来的通信手稿就存放在那里，平时交由牛津博德里安图书馆保存和管理。

这真是一次学术追溯之旅。自从宋汉城收到那封神秘邮件，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他好像正沿着中村、高木繁护以及更前辈的日本学者的学术轨迹一路探寻。我们一直在大乘佛教的格局内来探究佛教的真义，没有及时将目光延展到更开阔的界域，在研究的精深及方法的拓新上，日本走在了中国前面。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

佛教这个东方宗教正蕴涵着呼应未来世代的真知灼见。宋汉城已切身感受到它的深远意义，这赋予了他超出国内一般学者的信念。这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某种发掘新知的无尽渴求。自后秦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鸠摩罗什被迎入长安以来，一代代的中土僧侣和求道者也曾怀有同样的热情和诚挚信念。重振玄奘、法显和历代大德的求道精神正当其时，今后的佛学研究应以探求人类真谛为惟一的坐标和旨归。而工作的展开，必须建立在广泛的个人觉悟和相互合作上。

宋汉城的旅程将他带到了这里，东方研究所四楼的特别收藏室。这里平时并不对外开放，因此，本特利先生按照程序得先去隔壁的办公室做个登记。

“本特利教授，您还没有出发去休假？”一头银发的女管理员问道。

“明天就动身，沃德丽夫人。今天刚好有两个朋友来牛津，我带他们来您这儿逛逛。”

“您和阿文登先生预约过么？”阿文登先生是牛津博德里安图书馆的总看管人。这是牛津的规矩，为了保证手稿的安全，合议会理事也需事前通报外来调阅资料者的意图。

“现在联系不迟，我这就打给他。”本特利咕哝着，“他的号码是多少来着？”他一边和沃德丽夫人攀谈着，一边拨着电话。电话通了，不过，本特利和阿文登先生在电话里聊起了度假地的地理优选问题，争论着秋天在哪个气候带度假最为适宜。本特利大笑着，因为他被阿文登先生的风趣给“逗乐”了。

好了，铺垫结束，本特利导入了正题，说得很随意：“理查，我有两位亚洲朋友，哦，是的，是佛教学者，恰好在我们的馆藏里有其中一位朋友的祖父当年留下的学术通信。我想我们应该欢迎这样怀旧式的访问，不是么？”

随后，他挂了电话。

女管理员不久就收到了回复，阿文登先生从总馆发来了一封许可参观的电子邮件。现在，本特利只需填写表格就行了。如果是正式程序，他还得把客人带到阿文登先生办公室，颇费一番周折呢。

“您这里是否可以查看以往年份的访问记录？”宋汉城问女管理员。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们才有电子日志档，再早些的记录，我得去库房查看保存的档案账册了。”

在查看信件之前，如果能让管理员找出中村近几年过访牛津时的记录就好了。运气好的话，或许有意外收获呢。本特利见机马上就和沃德丽夫人套起了近乎。

宋汉城不得不叹服博德里安内部管理的缜密。让他们意外的是，沃德丽夫人不但找到了中村近几年的调阅记录，甚至还找到了中村增造和J博士历年的调阅记录。

遗憾的是这份卷宗里没有记录他们当时的查阅内容，只标注了日期。

“他们查阅的内容，您这里有其他的记录么？”宋汉城又问。

女管理员有些疑惑，因为这几个东方人似乎不是来查阅资料的。

本特利教授及时解了围：“他们正在做一个日本佛教学术史的研究项目，因此，对日本学者在牛津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相信您会想到办法的。”

“原来如此。但是，您只能看到博德里安采用SOLO系统以后的查阅内容记录。全靠我们的科技进步，以前我们是无法跟踪所有资料的使用状况的。”

“那就麻烦您啦。”本特利教授说，冲着直子他们调皮地眨了眨眼。

中村在博德里安图书馆可找到的查阅记录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SOLO系统运行后当年的十二月二日，他查看的是南条文雄在牛津期间所发表的论文《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第二次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年末，这次他查阅的是宋汉城他们将要调阅查看的那些往来通信，并且带走了拷贝复印件。

第三次是在第二年的二月，时隔不久，中村又回到这里，他查阅的是《东方圣教隐修法门》——竟然是高木繁护另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这个书名让宋汉城马上联想到《早期佛教正伪辨》里的那句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