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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井”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本特利教授才姗姗来迟。

在三一学院一间僻静的房间里，宋汉城和直子坐在了临时借用的电脑前。主人本特利教授悠闲地坐在窗台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好奇地看着两个不速之客。这栋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其实并不怎么高大，却有着惊人的宽度。本特利的房间正对着学校入口的大草坪，夕阳的余晖照进了整个房间。

之所以来到牛津，全然是因为其自主开发的学术搜索引擎SOLO（牛津图书馆在线搜索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中村在书中留言所提到的“牛津独奏”可不是来听这里的音乐会。

在牛津人看来，广为人知的搜索引擎Google其实是个小儿科的大众娱乐项目。在知识和学术世界，SOLO才是超级明星。要知道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就是出自牛津物理系。

SOLO可以搜索到以文档文件或图像文件存储的所有类型、格式的资料文件，此外还有更为强大的ORA（牛津研究档案）、OxLIP+（牛津学术数据库）和OUP-Journals（牛津电子期刊，收有超过两万八千个专业期刊，包括最早的影印版本）。将全部纸本文件以电子格式存储起来实在是工程浩大，因此各个学院又独立建起了自己的内网数据库。而这套智能引擎却可以扩展搜索到牛津的各个学院科系，还可链接至英国各所大学以及全球所有合作院校或研究机构。最为关键的是，它具有智能分类排序的功能，而不是像实行付费排名制的Google那样杂乱无章。

此时，显示屏上出现了一长串清单。检视这份索引清单，几乎可以就此勾画出近代日本佛教研究与西学合流的完整谱系。

纵观“明治维新”的变迁全貌，日本在推动政治、经济的多项变革的同时，在典章制度、思想观念和学术方法的领域也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在佛教研究方面，早在一八七六年，南条文雄、笠原研寿就受派遣来到牛津，师从比较宗教学学者马克斯·缪勒教授和马克都尼尔学习梵文佛典。这是北传佛教借助欧洲学术方法展开佛学研究走出的第一步。宋汉城甚至找到了南条文雄所著《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的影印副本，这是采用西学方法研究佛教取得的最早成果，南条本人亦成为日本引进现代比较宗教学的先驱之一。

一八九〇年高楠顺次郎继南条之后也到了牛津，同样师从马克斯·缪勒学梵文、印度哲学、比较宗教学，七年后学成回国，此后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兼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并创建武藏野女子学院。他与渡边海旭联合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南传大藏经》，又与南条文雄、望月信亨等合编《大日本佛教全书》。

顺着这些创始者的足迹，一九一三年，高楠顺次郎的弟子宇井伯寿受曹洞宗派遣，也前往欧洲留学。此时马克斯·缪勒已过世。他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专攻梵语、巴利语和印度哲学，并曾游学德国和印度，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历任东京帝国大学和驹泽大学等校教授。目录索引中显示，伦敦大学图书馆藏有他与巴利圣典会创始人戴维斯教授近十年间的往来书信。日本学者与圣典会发生关联，必定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

日本学者前仆后继的执著精神确实令人感佩，而他们向海外派遣学僧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千多年前。

清单的后半段，东方研究所的大事记中出现了一个让他们很感兴趣的人名：一九三一年秋天宇井伯寿访问牛津时的陪同者中出现了高木繁护的名字！当时是出席圣典会的五十周年纪念会。直子对照着随身携带的祖父资料，手头这份资料里并没有提到这段访学经历。

往下还列出了高木繁护在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的佛学刊物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高木繁护在英国五年修学期间并没有固定待在某个大学，多是短期驻校访问游学，与西方学人做一些研究项目，或参加定期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而在伦敦大学的索引目录上显示了更多内容：他们收藏有宇井伯寿、高木繁护与戴维斯夫人卡罗琳·阿古斯塔以及戴维斯的助手史梯德之间的往来通信！或许可以在信件中发现点什么。他们得想办法看到高木繁护通信的原件，或者弄到复印件。

这时，本特利教授放下了手中的杯碟，不出声地走到了他们跟前，他似乎很乐意出些主意。

“本特利，索引中的这些信件，可以在伦敦大学看到原件么？”宋汉城指着电脑屏幕上与高木繁护有关的几个条目。

“哦，那得去问荷默教授了。你们联系过他么？”

“见过一面，他没帮上什么忙。”

“你们和荷默的关系看来可不怎么妙啊。不过，也难怪，与巴利圣典会有关的人脾气难免有些古怪，圈子里谁不知道啊，他们过的日子就像东方的僧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