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信函（第8/13页）

“你是说，”我似乎也为小男孩而感到震惊，“要想在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游戏中获胜，首先还得了解对方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的意思是，要先弄明白对方到底是多聪明，聪明到了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对对方思路或思考逻辑的分析与推测？”

“没错儿，不然怎样赢对手？”杜宾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局长先生和巴黎警察真该好好向这个小男孩学习一下。他们为什么常常遇到难以破解的案子？除了案子本身或许很复杂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嫌疑人的思考逻辑，对于这一点，他们甚至是根本没有任何了解；二是，完全没有弄清楚嫌疑人的聪明程度，或者虽然想到了这一点，却错估对手。总之，他们办案的时候更多的是从自己习惯的思考逻辑着手，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测对手的想法或目的，而不去了解对手到底在想什么，只靠这样当然会遇到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案子。比如这个案子中关于信件失窃的问题，我就很奇怪警察们为什么没有仔细研究一下他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偷？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笨蛋？完全就是在凭着自己的想法，盲目自信地觉得对手既然偷走了东西就一定会把东西藏在某个地方，所以，只要进行严密的搜查就能够找到被盗取的信件，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可是这种普通的手法和以前太为人熟悉的办案的经验对于特别的对手来说实在很难达到目的。”

杜宾说：“说起来，巴黎警方用的是跟普通大众差不多的思维方式，所以，一旦碰上那种稍微狡猾一些的罪犯，就很可能让他们自己陷入思维的困境，而难以将案子侦破。警察总是对于罪犯的智商估计不足，要么以为罪犯太狡猾而把自己吓得不知所措，要么就以为罪犯是些蠢蛋，太轻视他们。在他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总是缺少不可缺少的变通，所以，光是提高赏金根本就无济于事，只要是一些不太寻常的案子就容易把警察的思路搞晕，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所以总是抱着旧的思考方式、旧的侦破手法不放，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只能在狭隘的思维逻辑中转圈。这一点，我们从这个重要信件的失窃案件中就能看出来。在这个案子里，警察实在没有什么灵活的变通手段，他们基本上没有考虑他们的对手D大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没有在意对手的聪明和才智，而只是企图从一些先进的工具上，比如显微侦查、地毯式搜索之类的技术手段上取得案件侦查的突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警察的思维太有限，基本上和普通大众的思维角度没什么区别。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局长先生对于侦破这一案件的心情非常急切，他并不是不努力，并不是不想侦破这个案子，可是他破案的手段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陈旧的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而已。也就是说，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其方式方法都只是一套路子。你也清楚，假如是一个一般人，在隐藏一些东西而不欲被他人发现时，肯定会找一些看上去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被凿空的桌子腿，或者很难发现的密穴或密室。你想这些地方是最普通的地方，你我都能想到，我们尊敬的局长先生却也相信从这些地方中就能找到他想要找到的东西。可是，他的对手是位居高位，在复杂的官场中历练多年，并且能够接触到大人物的一等一的精英人士，以局长先生这种寻常的思维怎么可能找到D大臣藏的东西？我相信警方之所以如此迷信自己的思路，一定是基于其以往的成功经验，或许在之前一段时间中，他们曾经成功侦破过类似这种物件遗失的案件。可是这些成功不具有代表性，也无法证明这是凭借他们的心智思维而将案件侦破的，他们之所以用这种普通办法还能将案子侦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那种极其认真、努力和细致的办法态度，因为他们的坚定和耐心而将案子侦破了。可是，破案的前提是罪犯并不是一个杰出的、有着高智商的人物。刚才我也说了，警察总是太迷信自己的方式，从来不知道从自己的思维方面进行一些变通，就算是破案的赏金提高，案子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他们也一样十分坚定地用自己的方法，这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达到了警察想达到的耐心和坚定的效果。”

杜宾接着说到了本案的问题：“我一直在向局长先生强调，那封信应该就在D大臣的住所中，换句话说，那封信其实没有出局长先生和警方的搜查范围！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告诉局长先生，必须先弄明白D大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然后你才能知道D大臣到底是将这封信藏在了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些你当然就能够把那封信找到了，难道思路不该是这样吗？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局长先生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思维陷阱中被困住了。他明明知道D大臣是一个足以称为诗人的博学多才之士，却轻蔑地认为D大臣是一个笨蛋——虽然局长先生从没有说过，可是我敢断定在他的眼里，他肯定把所有的诗人都当成是笨蛋——也正是因为这种看法，他内心中是完全将D大臣的聪明才智置之不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