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12页）

佩罗想做点事。

EDS公司同尼克松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佩罗前往华盛顿，同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会面。基辛格制订了一个计划。

越南人坚称——至少是为了宣传而坚称——他们与美国人民没有仇恨，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政府。而且，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弱小受辱的一方。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的公共形象。基辛格认为，通过发动一场揭露战俘及其家人悲惨遭遇的国际运动，也许可以让越南人觉得难堪，从而改善战俘的待遇，公布战俘的姓名。

这场运动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私人融资，必须从表面上看同政府没有关系，但事实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会密切监督运动的进展。

佩罗接受了挑战。佩罗最爱接受挑战，他念十一年级时的老师达克夫人就意识到了这点。有一次，达克夫人对他说：“很遗憾，你没有你朋友聪明。”年幼的佩罗坚持说自己同朋友一样聪明。“那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比你好？”佩罗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学校而他不喜欢。“所有人都可以辩解说自己做得到。”达克夫人说，“但看看记录吧，你的朋友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佩罗被触及了痛处，他告诉达克夫人，自己接下来六周都会拿A。而事实上，不仅在随后的六周，而且在剩余的高中时段，他都拿到了A。富有洞察力的达克夫人发现了操纵佩罗的唯一方法——激将法。

接受基辛格的挑战后，佩罗找到J.沃尔特·汤普森——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告诉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提出了一套三十到六十天的活动方案，它能在一年内取得一些成效。佩罗拒绝了他们——他想今天就开始运动，明天就看到效果。他返回达拉斯，组织了一小批EDS的管理人员，让他们给报纸编辑打电话，发布他们自己写的简单易懂的广告。

然后邮件如潮水般涌入。

在支持战争的美国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显示了越南人确实是坏人；而在反对战争的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是从越南撤军的又一个原因。只有最强硬的抗议者才会反对这个运动。1970年，联邦调查局告诉佩罗，越共已经下令黑豹党【8】杀死他（在疯狂的20世纪60年代末，这听起来并不特别奇怪）。佩罗雇佣了保镖。果不其然，几周后，一帮人翻越了佩罗十七英亩大的达拉斯宅邸的围墙。他们被凶猛的狗赶走了。佩罗的家人，包括他大无畏的母亲，都不愿他因为担忧自己的安全而放弃这场运动。

1969年12月，他使用了最高明的宣传手段——他包下了两架飞机，试图飞往河内，给战俘送圣诞晚餐。当然，他未能获准降落，但此举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战俘问题。这次行动花费了两百万美元，但他认为宣传效果可能价值六千万美元。他后来委托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北越的态度都是负面的。

20世纪70年代，佩罗采用更低调的宣传方式。他鼓励美国各地的社区举行自己的关注战俘运动。他筹集资金送人去巴黎丑化那里的北越代表团。他们制作了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复制了关押战俘的笼子。他们将无数抗议信寄往河内，以至于北越的邮政系统不堪重负。佩罗受邀到全国各处发表演说。他在老挝会见北越的外交人员，将他们在南方扣押的战俘名单、战俘写的信以及战俘生活状况的影片给他们看。他还带了一名盖洛普公司的朋友，同北越的外交人员一起看了民意调查的结果。

一系列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美国战俘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他们开始能收到邮件和包裹了，北越也陆续公布了战俘的姓名。最重要的是，老战俘从新战俘那里听说了关注战俘运动，士气大为高昂。

八年后，在冒雪驾车去丹佛的路上，佩罗回想到那次运动的另一个结果。当时看来，这一结果只是有点恼人，但现在却显得重要而珍贵。在宣传关注战俘运动的过程中，他自身的名气也不可避免地大大提高。全美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权力机构——尤其是五角大楼——对他印象深刻。监督关注战俘运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汤姆·摩尔将军，当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海格，当时是基辛格的助手，现在是北约军队总司令；威廉·沙利文，当时是副助理国务卿，现在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当然还有基辛格本人。

这些人可以帮助佩罗与政府内部建立联系，确定到底出了什么事，并尽快促成营救行动。他将打电话给理查德·赫尔姆斯，此人曾当过中情局局长和美国驻伊朗大使。他可以打电话给克米特·罗斯福，他是泰迪的儿子，泰迪参与了1953年中情局发动的帮助伊朗国王恢复王位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