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12页）

“伊朗人把保罗和比尔关进监狱了。”他说。

玛戈立即想到了保罗和比尔的妻子。她们是她多年的朋友。鲁丝·恰帕罗恩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格温和的女孩，总是笑盈盈的，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她看上去就很脆弱的样子，男人总是想保护她。她知道丈夫被抓了，一定会深受打击。艾米丽·盖洛德比较坚强，至少表面上如此。她是一个瘦瘦的金发女人，热情活泼，精神饱满。她得知消息后一定会乘飞机自己去把丈夫从牢里救出来。两人的性格从各自的衣着就能看出来——鲁丝喜欢质地柔软、线条温柔的衣服；艾米丽则中意剪裁考究、颜色靓丽的衣服。艾米丽即使痛苦也不会表现出来。

“我要回达拉斯。”罗斯说。

“外边有暴风雪。”玛戈说。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山坡上，她知道自己是在白费口舌，风雪是阻挡不了罗斯的。她预见得到，在两名员工被关在伊朗监狱的情况下，罗斯很难待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他不会去达拉斯，玛戈想。他会去伊朗。

“我开全轮驱动车去。”他说，“我可以在丹佛坐飞机。”

玛戈抑制住恐惧，强作欢笑。“小心开车，亲爱的。”她说。

佩罗在雪佛兰萨博班的方向盘后面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驾驶。路上结了大量的冰。雪沿着挡风玻璃的底部堆积起来，缩小了刮雨器清扫的范围。他眯眼看着前面的路。丹佛距维尔一百零六英里。这给了他思考的时间。

他依然愤怒难当。

这不仅仅是因为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们去了伊朗，而把他们派到伊朗去的人就是佩罗。

几个月来他一直担心伊朗那边的情况。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然后到办公室下令：“我们撤离吧。如果我们错了，损失的只是三四百张飞机票的钱。今天就撤离。”

但他的命令罕见地没有得到执行。达拉斯和德黑兰的所有人都裹足不前，这也怨不得他们。是他摇摆不决。倘若他下定决心，保罗和比尔当天就会撤离，但他未能果断，而伊朗的警察第二天就没收了保罗和比尔的护照。

他本就亏欠保罗和比尔太多。他们在EDS公司还是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公司时，就赌上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加入了公司。对这样忠于公司的下属，他总觉得还欠着他们的情。当年，有很多接受过他面试，并且各方面都适合的人，尽管也被勾起了兴趣，而且获得了佩罗的邀请，但在同家人商量之后，都拒绝了佩罗，因为EDS公司太小、太新，进这里工作的风险太高。

保罗和比尔不仅接受了挑战，还为公司的发展拼尽了全力，以确保自己的选择获得回报。比尔设计了管理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项目的基础电脑系统，该系统如今已应用到美国的许多个州，奠定了EDS公司的商业模式。为研发该系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还经常带着家人到处搬家。保罗也同样尽心尽责。公司人手和资金不足时，保罗承担了三个系统工程师的工作。佩罗还记得公司同纽约的百事可乐公司签的第一份合同。当时保罗为完成工作，只能冒着大雪，从曼哈顿步行穿过布鲁克林大桥，以绕过警戒线——百事公司的工人正在罢工。

佩罗欠保罗和比尔太多，把他们救出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必须动员美国政府尽可能地向伊朗人施压。

美国政府曾经让佩罗帮过忙，他把三年的时光——还有一大笔钱——都投入了关注战俘运动。现在，他要找美国政府帮忙了。

他的思绪飘回到1969年，当时越南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在海军军官学校的一些朋友阵亡或者被俘了：比尔·莱夫特威克，一个热情强壮的好人，在三十九岁的年纪战死疆场；比尔·劳伦斯沦为北越的战俘。佩罗不忍看到他的祖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意志不坚定而输掉战争，但他更不忍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并非毫无理由地抗议这场战争，因为它是不义的，所以不应该赢。1969年的一天，佩罗见到了小男孩比利·辛格顿，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比利的父亲在越南战场失踪了，他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谁都不知道他是被俘了还是死了。小比利的悲惨身世令佩罗心碎。

对佩罗来说，怜悯不是悲情，而是行动的号角。

他知道比利绝不是孤例，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阵亡了还是被俘了。越南人声称自己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因为美国从未对其宣战，所以拒绝公布他们俘虏的美国士兵的姓名。

更糟的是，许多战俘因遭虐待而濒临死亡。尼克松总统计划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并在三年内撤军，但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到那时一半的战俘可能都会死亡。即使比利·辛格顿的父亲还活着，也可能挨不到回家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