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16/36页）

顺治皇帝当时正为顺天科场案而恼火，接到阴应节的奏疏后，霍然震怒，立即召来方玄成询问究竟。

往昔顺治皇帝对方玄成优渥眷顾，都是亲切地称呼其号“楼冈”，从不直呼其名，还经常说“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此刻却是翻脸无情，声色俱厉。

方玄成如实告诉皇帝说：他们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历数世，而江南主考方猷是浙江人，从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钺根本不在回避之列。事情显而易见，阴应节是诬奏之词。

顺治皇帝这才颜色稍缓，但又口气严厉地道：“此案既然要从严办理，方章钺亦不能例外。”

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况天子正在气头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别的话再不敢多说。

之后，顺治皇帝派人暗中打听江南闱详情，试图自己弄清楚真相。受派出宫的太监竟找来了《万金记》和《钧天乐》的刊刻本，作为江南科场内有隐情的证据。顺治皇帝看过后，本来还对其中情节半信半疑，但听说《钧天乐》是尤侗所写后，立即转变了态度。

尤侗字展成，号西堂，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有神童之誉。后加入吴兆骞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诗写得情真性灵，且在文体上有极大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被吴伟业称为“骚坛盟主”，时人比之为李白。

尤侗有一篇写西厢《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时文，深为顺治皇帝赏识。顺治皇帝曾多次向身边人称赞尤侗，说他是“真才子”“极善作文字”，还将尤侗极富文采的《讨蚤檄》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此奇文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皇帝完全相信《钧天乐》中所描述的科场弊端情形是事实。他因而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严办，一道上谕颁行江南：“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试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廷佐（时任两江总督，两江即江南、江西两省）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

主考官方猷、钱开宗当时已经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职下狱，等待调查。同考官李上林、商显仁、叶楚槐、钱文灿等人是来自浙江各县的举人以及进士出身的知县，也同时被革职，导致相关县地的衙门为之一空。

两江总督郎廷佐接到圣旨后自然不敢怠慢，连同漕运总督亢得时，迅速展开了调查。又听说京城同考官李振邺等人已经因为顺天科场舞弊案掉了脑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祸及己身。在这样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实真相还好，查不到事实真相势必找出几个替罪羊来。

詹事方拱乾无辜受此牵连，倒也没有惊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阴应节的奏疏不过是凭白诬陷之词，因此明白地声辩道：“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录可据。”

方拱乾父子作为壮年新进的书生，不仅对党争的残酷性知之不深，对当时的时局也没有清醒的认识——

江南闱案发时，南方尚不稳定，沿海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势力依旧活跃，而江南士子与他们有着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顺治皇帝之前是何等欣赏方拱乾、方玄成父子的文学才华，只要有更大的利益可图，一时的优遇瞬间就能化作尘土。正因为如此，尽管方拱乾有凭有据作了辩白，但其子方章钺还是立即被刑部逮捕，锁链加身，从江南踏上了前往京师受审的路途。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应该已经可以看到，无论江南新进举人是不是真的作弊，部分人的结局必将是悲惨的。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尤其是清朝初年，天下甫定，皇帝需要严厉惩治、杀一儆百，一是警告那些敢与抗清势力有关联的江南人士，二是警示、驯服所有的汉族士子。刚好，北方大臣刘正宗发动的新一轮毒害南方士子的党争完全遂了他的心愿。

转眼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年），先是正月十五日顺治皇帝亲自主持顺天闱中举考生复试，取中一百八十二名，只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举人。正月二十四日，顺治皇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皇四子病死，出生不足百日，连名字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眼见爱妃董鄂妃悲痛欲绝，皇帝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呆滞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