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第3/4页）

还好在任何黑暗时代都有勇敢的燃灯者们，1981年，马内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月，八点钟》，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马内阿说，后来他才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

《论小丑》中马内阿不惜使用最为尖刻恶毒的语言讽刺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但在罗马尼亚政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后三天就被枪决，马内阿对此并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只是说“没有民主和公开的审判，就让齐奥塞斯库死去，这让我感到震惊。我对他和他太太的死毫无同情，他们几乎毁掉了罗马尼亚整个国家，并让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审判的死亡。”

马内阿在《论小丑》结尾处引用歌德的话：“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花脸小丑虚弱而渺小，他唯一可以与白脸小丑抗衡的，不过是站立在正确的价值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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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内阿的小说只有《黑信封》和《巢》出版了中译本，两本书有诸多类似之处，比如梦魇式的语言、混乱的人物关系、隐晦而并未解开的悬疑。马内阿喜欢复杂叙事，2011年8月他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反抗简单化”（Against Simplification），文章读起来有点儿令人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的）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简单化为文学划分等级，马内阿可以放心的是，《黑信封》和《巢》即使放在欧洲语境下也能打上四颗星。同样是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作家，他似乎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更难以脱离往日的阴影，也更致力于繁复，虽然凯尔泰斯已经被公认为是托马斯·曼式深刻的继承人。

《黑信封》和《巢》就像把《流氓的归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部分，主题都是创伤与回忆，前者的创伤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者的创伤来自罗马尼亚极权。《黑信封》的主角托莱亚教授是大屠杀幸存者，他的父亲马尔库·万恰本是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为了安然度过那些年月而成为一个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但在收到一封黑信封匿名信后死去，死因不明，也无人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杀，小说中反复出现卡瓦菲斯的诗“野蛮人快要到了”，以暗示他们的生活被野蛮人（极权主义）所摧毁。托莱亚一边试图寻找父亲死亡的真相，一边向心理医生马尔加倾诉，但最后他疯了，被自己的房东夫妇告发，被送入了马尔加的精神病院，而黑信封被撕成碎片，书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告密者奥克塔维安·库沙，他来自聋哑人协会，但这个协会事实上从事着特殊的情报和监视工作。马内阿的小说总是会留下诸多谜团，他提供各种闪光碎片用以暗示，却不提供真正的答案，故事和人物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的审查制度正在不断壮大丰富，马内阿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托马斯·曼在纳粹横行时写下这句话。马内阿也说，他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黑信封》中他试图寻到一个隐喻，表现当时罗马尼亚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自我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