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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都快听不清了。我只好再一次挥起鞭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别跟我耍小聪明，西里尔，行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看看时间吧。你是什么时候给谢尔盖·莫德里安提供信息的，给了他哪些信息，为什么，换来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停止的，为什么要在一切都能顺利继续下去的时候停止呢？我想去度周末，西里尔，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的老婆也想去。我想坐在电视机前跷起脚来。没人给我加班费，你知道。全都是按件数计酬，他们开的条件就是这个。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审的人到底是谁根本就没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成本效益的时代，或许你还没注意到。他们对我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点，就可能被私有化了。”

他没听到我的话。他是不想听。他在四处游荡，身体和心灵上都是如此，要寻找能转移注意力的地方，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我的怒气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开始憎恨莫德里安了。我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得依赖单纯的人的轻信才能生存下去。我觉得很恶心，因为像莫德里安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雷温的孤独来让他叛国。把职责和爱对立起来，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很受威胁。

我刷地一下站起身，还在生我那位同行的气。弗雷温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把雕花的亚瑟王式凳子上，椅垫上还绣着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的玩具给我看看。”我命令西里尔。

“什么玩具？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小婴儿。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记起了莫德里安的谍报技巧，他用过的那些东西，他给手下的情报员配的装备。我也记起了自己的谍报技巧，当年我也曾指挥像弗雷温这样的人去刺探苏联的情报，虽说他们没有弗雷温这么疯狂。我在想象，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怎样来处理像弗雷温这样一个在高层工作、主动投诚、头脑还不太清楚的家伙。

“我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行不行？”我暴躁地说道，“还有你的高速发报机，对不对，西里尔？你的暗号表、一次性密码本、晶体发射器。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你的隐蔽手段。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公文包准备星期一上交，然后就回家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你也许不喜欢看球，但我碰巧喜欢。我们能不能往前走一步，不再扯那些鬼话了，好不好？”

西里尔的疯狂劲已经没有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已经精疲力尽，我也是一样。他坐在那儿低着头，双膝分开，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我感觉到他的结局已经在自己心里渐渐展开——一旦忏悔者厌倦了自己的忏悔，也就厌倦起了迫使他去忏悔的种种感情。

“西里尔，我可有点坐不住了啊。”我说道。

看到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大步朝他的电话走去，蒙蒂的那帮假工程师已经把它搞得永远畅通了。我拨通了伯尔的直线电话，听到他那位高傲的秘书在那一头接了起来，就是没听说过我名字的那位。

“亲爱的？”我说道，“我还得再过一个小时左右，要是运气好的话。手上这件事实在太慢。好，好的，我知道，对不起。我都说了对不起了。是啊，那当然。”

我挂掉电话，责备地瞪了他一眼。他慢慢站起身，带着我走上楼梯。他的阁楼是一间空卧室，天花板很高。他的无线电接收机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是德国造的，跟蒙蒂说的一样。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西里尔正瞧着我，我们听到里面传出了一个带着口音的苏联女人的声音，正愤慨地谈论着莫斯科罪行累累的黑手党。”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干？”弗雷温冲着我爆发了，仿佛我应该对此负责，“苏联人。他们为什么要一再破坏自己的国家？以前他们可从来不这样。他们很自豪。我也很自豪。玉米地、没有阶级之分、国际象棋、宇航员、芭蕾舞、运动员……就像天堂一样，直到他们开始搞破坏。他们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这简直太丢人了。我对谢尔盖就是这么说的。”

“那你怎么还听他们的节目？”我问道。

他都快哭出来了，不过我假装没注意。

“得收听讯息啊，对不对？”

“说话爽快点，好不好，西里尔！”

“等着他们说我又被启用了。说又需要我了。‘回来吧，西里尔，我都原谅你了。爱你的谢尔盖。’我要听的就是这个。”

“他们怎样才能发出这样的讯息？”

“白油漆。”

“接着说。”

“‘狗身上沾着白油漆，奥尔加。’……‘书架上得补一块白油漆，鲍里斯。’……‘哦，天哪，奥莉加，快瞧那只猫，有人把它的尾巴浸到白油漆里去啦。我讨厌别人残忍地对待动物。’鲍里斯说。他们为什么不在我收听的时候发出讯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