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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斯，我手下那个令人不快的假记者，正打算引着史迈利去谈我们工作中超越道德的层面。他想让史迈利承认，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人逮住就行。我怀疑他想听的其实是：这一准则适用于生活的全部。因为马格斯不仅残忍无情，也没有丝毫风度，他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找到某种凭据，好借此抛掉他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其他顾忌。

可是史迈利不会让他这么容易得到满足。一开始他似乎就要发脾气了，我也希望他发个火。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他开始说话，可是又停了下来，支支吾吾的，我不禁心想这个活动是不是该就此打住。好在他又恢复了平静，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史迈利只不过是因为想到了只有他知道的某件事而有点分心，他那隐秘的自我正是由无数那样的记忆组成的。

“你们要知道，”他解释说——和平常一样，他回答的是问题的实质，而非问题本身——“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应该保持永不妥协的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没错，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魔鬼共进晚餐，而且手里的勺子往往还不够长。大家都知道——”他狡猾地瞟了一眼马格斯，这引起了一阵快意的大笑——“魔鬼往往比上帝要好相处得多，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对道德的坚守。自私自利会严重地限制你们。权宜之计也是一样。”他又停了下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想说的其实是，你们的确会时不时地遭到人性诱惑的侵袭，在这种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缺点，而是给它一个表达的机会。”

是那对袖扣，我灵光一闪，一下子想起来了。史迈利想起了那位老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不通，那个故事为什么会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后来我意识到，碰巧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和我儿子阿德里安的关系恰好处在最低点。他老是说不想去读什么大学，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就得了。我错把他的躁动不安当成了拜金主义，错把他渴望独立的梦想当成了懒惰。有一天晚上我大发雷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事后好几个星期我都觉得很羞愧。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我挖掘出了那个故事。

这时我也想起来了，史迈利没有孩子，他在那段故事里之所以扮演着模棱两可的角色，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想到史迈利可能是希望帮别人修复一种他从未拥有过的关系，借此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凉。

我终于想起来了，就在接触到那些材料之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是一名苏联间谍。我想起来了，弗雷温和那位老人之间有一些神神秘秘的相似之处，好像和极度的忠诚、失落的世界有关。你要知道，说这些是为了介绍来龙去脉，因为据我所知，每一件案例都与上百件其他案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史迈利又一次成了我的先驱，这样的事在我生命中时常发生。因为我还没在讯问处那张陌生的桌子前坐稳，就发现到处都留着史迈利的印迹：在满是灰尘的档案库里，在值班军官早已过期的日志里，在高级秘书回忆往事时的微笑里，她们说起史迈利的时候都带着老处女那种甜蜜的敬畏之情，说他这个人既有点像上帝，又有点像泰迪熊，还有点——不过她们说到史迈利性格中的这一部分时总是匆匆带过——还有点像吃人的鲨鱼。她们甚至会给你看那只骨瓷杯——当然是从南奥德利街上的托马斯·古德公司152买的，还能是哪儿？——那是乔治送给安恩的礼物，她们充满爱意地解释说，乔治获得缓刑回总部复职之后，把这只杯子赠送给了讯问处。当然了，史迈利的这只杯子就像圣杯一样，任何凡人都绝不能拿它来喝水。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感受到的话，我可以说讯问处就是情报部里的西伯利亚。我颇觉安慰地发现，史迈利被流放至此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因为他恶毒地指责总部五楼的高层之中可能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第二次则是在几年之后，因为他当时说对了。讯问处不仅像西伯利亚一样单调无聊，位置也同样偏远。它不在情报部的主楼里，而是坐落在白厅北端诺森伯兰大道上的一座有山墙的建筑中，在一楼占着几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和周围的其他建筑一样，讯问处也经历过辉煌的日子。这个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接待陌生人而设的，职责是接收他们提供的信息、听取他们的疑问、平息他们的恐惧，或者——万一他们真的碰巧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真相——想法子误导他们，或是吓得他们不敢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