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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就结束了啊。”史迈利说道。壁炉里行将熄灭的火光照亮了镶有护墙板的图书馆，照耀着满是裂纹的书架，给书架上一排排蒙着尘土的旅行、探险类书籍镀上了一层金边，把扶手椅上破旧开裂的皮革和褪了色的照片也照成了金色，不过照片上那些身穿制服、拄着手杖的情报官员早已消失无踪；火光还照耀着我们的脸庞，形形色色的脸都朝着坐在荣誉宝座之上的史迈利。情报部的四代人懒洋洋地聚集在这个房间里，但史迈利平静的声音和雪茄烟的薄雾似乎把我们联结成了一个大家庭。

我都不太记得我是否也邀请了托比，可是显然工作人员都在期待他的到来。他刚到，餐厅里的侍者就赶紧跑出去迎候了。托比穿着宽大的水洗丝翻领西服和马甲，上面有巴尔干式的盘花纽扣，看起来跟骑兵上尉分毫不差。

出于对乔治的尊重，伯尔刚在希斯罗机场落地就匆匆赶来。伯尔的那辆罗孚车有司机开，他坐在后排换上了礼服。他像个舞蹈演员似的悄无声息地溜进房间（大块头们似乎都能自然而然地学会这种步法），几乎没引起注意。接着蒙蒂·阿伯克瞧见了他，立刻让出自己的座位。伯尔最近才成为第一个在三十五岁之前升到协调官的人。

史迈利的周围闲散地坐着我的最后一班学生，身穿晚礼服的姑娘们就像是刚剪下的花枝，男孩子们在阿盖尔完成结业体力特训之后，看起来个个情绪高涨、精神抖擞。

“结束啦。”史迈利又重复了一遍。

是不是因为他突然停住我们才觉得吃惊？还是因为他改变了语调？还是因为他做出牧师一般的姿势，圆胖的身体变得僵硬了，不知是出于虔诚还是出于决心？当时我没法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现在仍然没法告诉你。但我知道，虽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的眼神，可是听了他说的话之后，我立刻觉察到我们大家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仿佛史迈利是在号召我们拿起武器——然而他说的话不仅仅是关于拿起武器的，也同样关系到把它们放下来。

“结束啦，我也是一样。彻底结束了。到了为昨日的‘冷战’勇士们落下帷幕的时候了。而且请别再让我回来了，千万别。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物。最糟糕的就是让你们来模仿我们。”

我觉得他本打算就此结束，不过你最好永远别去猜测乔治·史迈利接下来想要干什么。据我所知，到这儿来之前他已经把演讲收尾的整段话背了下来，而且还加工过，一个字一个字地排练过。不管究竟是哪一种情况，我们的沉默现在都逼迫着他继续往下说，就像我们对礼节的需求一样。实际上，那一刻我们都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假如他扭过身离开房间，不再对我们说一句话，我们的失望之情可能就会把对他的热爱转变成怨恨。

“我一向都只在乎人。”史迈利宣布说。这是他说话时典型的技巧，先以一个谜语开场，等待片刻之后再开始解释。“我从来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它们太疯狂或是太邪恶。我始终认为体制并不比组成它们的人更有价值，而政策也只不过是可以不动感情的借口而已。我们的事业要关注的并不是大众，而是个人。是人结束了‘冷战’，也许你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不是军队，也不是战役，就只是人。事实上，结束‘冷战’的甚至都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在东方的那些宿敌。他们走上街头，面对着子弹和警棍说道：我们受够了。有胆量爬上讲坛宣称自己没穿衣服的，并不是我们的皇帝，而是他们的皇帝。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一发生，种种意识形态也像判了刑的囚徒似的尾随其后，就和意识形态盛行的时候一样。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自己的心灵。它们是我们不断奋斗的自我释放出的妓女和天使。有一天，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谁真正取得了胜利。如果西方被自己的物质主义噎死，那么西方到头来还是会成为失败者。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长。但她有一个秘密我今晚就要透露给你们，大家千万别传出去。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者。有的时候谁也不必成为失败者。你们问我，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俄罗斯。”

我们问他的真是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能让他突然转变话头呢？我们泛泛地探讨过苏联帝国的解体，这没错；我们谈论过日本的不断兴起，还有经济强国的历史变迁。没错，在晚餐之后的问答环节，确实有人顺带提到过我在苏联处的时候，也有几个问题触及中东地区和史迈利在捕鱼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多亏了托比，这件事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但我并不认为史迈利现在打算回答的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