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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他时髦的办公室，伯尔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物。他是从哪里调来的，对我来说是个谜，不过那时我毕竟已不再是圈内人物。有人告诉我他原来是做广告的，另一个人说他来自伦敦市政府，还有人说他来自法律学院。讯问组收发室的一个聪明人跟我说，伯尔根本就没什么来历：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浑身散发着须后水和权力的气息，身着两件套的蓝色商务西服，脚蹬一双别致的侧搭扣式黑皮鞋。他是个大块头，步态飘忽不定，而且年轻得出奇。一握住他软乎乎的手，你马上就会减掉几分力气，生怕会把那手捏出印子来。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弗雷温的档案，封面上别着我做的不算严谨的摘录——是昨天深夜写出来的。

“信是什么人寄的？”没等我落座，他就用干巴巴的英格兰北部口音问道。

“我不知道。信中对情况了解得很透。不论是什么人写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课。”

“说不定是弗雷温最要好的朋友。”照伯尔说话的口气，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

“他信中有关莫德里安的日期都对，弗雷温的权限也没错，”我说道，“他了解正面议决的程序。”

“但还算不上什么大师杰作，对不对？如果是内部人干的，这还不够完美。很可能是个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料到自己会遭遇这种连珠炮式的发问。在讯问处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被别人催着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来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查呢？”

“这种事超出了讯问处通常的职责范围。弗雷温的权限高得吓人。他的部门负责处理白厅某些最为敏感的电讯往来。我本以为你会把这事转给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应该直接由他们进行安全质询。”

“这是我们的情报，我们管的人，我们的信。”伯尔反驳道，他的率直倒是让我心头一热，“让他们见鬼去吧。等我们弄清情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处理。公园对面的那帮死板家伙整天就想着做成铁板钉钉的起诉，再搞一大堆勋章来分分。我可是在为市场收集情报。如果弗雷温变节了，说不定我们可以让他继续干，然后把他策反过来。说不定他还能让我们接触到莫斯科那边的莫德里安老兄。谁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帮大师不知道，这是肯定的。”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把案子交给苏联处去处理。”我固执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本以为在伯尔眼中我肯定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因为他这种年纪的人会觉得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似乎是在问我的意见，让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应该指望我。

“讯问处没有参与情报行动的职能，”我解释说，“我们管着一间打掩护的办公室，倾听孤独的人们倒苦水。我们没有权限开展秘密调查或是指挥情报员，也没有被授权去追查像弗雷温这样能接触高层机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电话窃听，对不对？”

“你要是给我授权，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监视组介绍情况，对不对？他们说你以前在监视组干过几次。”

“那也得你亲自授权才行。”

“就当我授权给你了呢？讯问处也有权进行有关资格审查的质询。你可以假装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长这个，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一件跟审查有关的事，对不对？弗雷温也该轮到一次附加调查了，对不对？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议决的时候，讯问处要调查的所有情况必须事先报国家安全局审批。”

“就当他们已经批过了。”

“我不能这么干，除非拿到书面的许可。”

“嗨，你当然能了。你又不是情报部里那帮没用的老家伙。你可是了不起的内德啊。你打破的规矩多得很哪，对不对？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况且你也认识莫德里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过一次饭，打过一次壁球。这算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的壁球？”

“在兰斯顿160。”

“你们俩怎么一起打球去了？”

“当时已正式宣布，莫德里安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的联络员。我想就巴雷·布莱尔的事跟他谈一笔交易。人员交换。”

“怎么没谈成呢？”

“巴雷不肯跟我们配合。他自己去谈了交易。他想要的是他的姑娘，不是我们。”

“他的球打得怎么样？”

“挺狡猾。”

“那你打赢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