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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势待发：我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堕落，堕落的是你们的系统。

但她并没有说出口，仍保持缄默。欧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气与快言快语，此时，她强忍住一触即发的压力，透过袖子，紧紧拧住手腕内侧的柔软皮肤，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岁月中，当这些审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时，她曾做过的千百次一样——你最后一次听到你丈夫的消息，那个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是什么时候？过去三个月以来，你和什么人有过往来，通通列出名来！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也学到了接受讯问的其他教训。此刻，她正在重温那些教训，虽然那已属于整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问题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规。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处所抱持的两个秘密信念，才能让她忍受这一切屈辱：她对他们的恨，还有她的希望，希望终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们，并经由他们庞杂笨拙的诉讼程序，奇迹似的从他们手中夺回她被剥夺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后铲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欧斯特拉柯娃紧紧捏住手腕，亚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伤口，她心中反复忖度成千上百种“迫切需要母亲帮助”的各种“严重问题”。

陌生男子一面吃着，一面继续残忍地追溯她的历史。他是因为喜欢而吃，还是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结论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与此同时——”他边吃边开口说。

“与此同时。”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着。

“与此同时，你一面假装关心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他塞满食物的嘴继续说着，“一面却和所谓的音乐学生葛利克曼·约瑟夫有了男女关系。这个犹太人犯过四次反社会罪行，和你在劳改营中认识。你和这个犹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确或不正确？”

“我当时很孤单。”

“和葛利克曼的关系，让你生了一个女儿，亚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产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上署名的父母亲是葛利克曼·约瑟夫和欧斯特拉柯娃·玛丽亚。女孩是以犹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册登记。正确或不正确？”

“正确。”

“与此同时，你还是继续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责任继续申请。”

他又大吃一口，动作粗鲁得让她看见了他嘴里的许多颗蛀牙。“一九五六年一月，当局宽宏大量地核准你的护照，条件是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必须留在莫斯科。你超过核准的期限，继续留在法国，抛弃了你的女儿。正确或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