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7页）

我问斯波尔还记不记得那个年轻人的长相，他说他描述不上来，只记得他和其他所有靠爸妈养活的年轻人长得一样，都是一副被惯坏的样子。大概案发前三天，当斯波尔在韦德家附近盯梢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几乎透过窗户看见他了：他径直看着斯波尔，他没来得及躲藏。不过幸运的是，雪下得很大，他可能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敢肯定他就是那个叫理查德·弗林的人，”我说，“你确定没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们在一起？”

“确定，只有他们两个。我说了，我到那里时大概是晚上9点，那个年轻人到11点左右才离开，然后教授就一个人在家了。我又等了大概10分钟，以确认那个年轻人已经走了。我本想去按门铃，然后等韦德开门的时候照他脸上来一拳，但是他自己让事情更好办了——他把窗户打开了，看了看后院，然后上楼去了。所以我偷偷溜进屋子，躲在过道里。”

韦德回到客厅，关上了窗户，然后坐在沙发上读些东西。斯波尔偷偷绕到他背后，用球棒打了他的头。可能这一下打得不是很重，因为教授尚能站起来和他对峙。斯波尔绕过沙发，开始疯狂地击打他，打了10下到12下，韦德就倒在地板上了。他正要找现金，突然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于是他拉开了玻璃门，绕到屋后，逃进了风雪中。

他把球棒扔进了半冰封的湖水里，然后回到阿森平克溪的木屋里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在普林斯顿车站遇见了斯莱德，两人就出发去密苏里了。后来他听说教授被打死了。

“可能我打得太重了，”他总结道，“所以我最后成了杀人犯。知道吗，从那以后，每当我做什么坏事的时候，都好像是从一个梦中醒来一样，我不相信我是做坏事的那个人。我一直认为，我是因为吃了那些烂人给的药，才会像这样失去理智的。我不是说这么讲就不用担罪了，不过无论如何，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你当时还是处在警方监控之下的，”我说，“你要离开新泽西的时候，有没有人开始警觉了呢？他们没有来找你吗？”

“我不知道啊，老兄，我就是走了而已。那之后也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而且我也没再有过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直到2005年因为超速行驶，他们把我从高速公路上拦下来。我告诉我的律师，几年前我是特伦顿的病人，所以他要求法庭为我做了个精神方面的检测。法庭委托的专家认为我精神正常，所以就把我送了审，定了罪。你知道这事的讽刺之处了吧？我在精神正常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开始精神是正常的——被送到了疯人院去；但是当我确信自己脑子不太对的时候，他们却拒绝把我送进疯人院，而是决定直接给我打一针，弄死我。”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可能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让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否确定，教授那晚和一个2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在一起，没有别人了？可能你看得不是很清楚——外面下着大雪，你藏在后院里，可能你的视线不是很好——”

“我真没看见别人，老兄。你说你是当初被派去调查这件案子的……”

“是的。”

“那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地方的样子。客厅有两扇大窗、一扇通往后院和湖的玻璃门。当屋里开着灯、窗帘没有拉上的时候，屋里的东西你能看得一清二楚。教授和那个年轻人在桌边吃东西，聊天。接着年轻人走了，剩下教授一个。”

“他们吵架了吗？”

“我不清楚。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你说那个年轻人走的时候是晚上11点？”

“大概是11点，我不确定。也可能是11点半，但是不会比那再晚了。”

“接着10分钟以后，你袭击了韦德。”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先潜进屋子，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客厅，我就开始抡他。打了可能不止10分钟，有20分钟，不会再久了。打他第一棒的时候我的手还是冻僵的，所以我又补上了几棒，说明我在室内藏得不太久。”

我看着他，心想当年推测谋杀可能是教授之前的病人前来复仇时，怎么会完全忽略了他？

教授做过证的案子有一大串，这没错，而且当年那个检察官愚笨、没有章法，他让我们去调查每一条线索，第二天就改了主意，不再让我们去探寻那些可能是正确的线索。所以可能是我没有得到机会把每件事的细节都摸清楚。记者不断骚扰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各种荒诞不经的报道。而我自己开的车里面一直藏着酒，担心自己会因为喝得太醉被警局开除。当我回顾那段日子时，我怀疑自己对找到杀害韦德的真凶一事并没有多大兴趣——那个时候我只顾着自己可怜自己了，不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