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联系了西蒙斯,并且在两天后拜访了他。我是在约翰·凯勒给我的材料里面找到他的住址的。西蒙斯住在普林斯顿警察局附近,我下午3点左右到了那里,正逢几片乌云倾泻下来的雨打在他们的窝棚顶上。

见面之前我努力回想了一下他的长相,但是并没有想起来。我查案的时候他有四十出头,所以我预料这个人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了。我想错了——如果你忽略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白发,他的面目其实年轻得多。

我自我介绍了之后,他说他还依稀还记得我——一个长得更像牧师的警察。我向他询问了利昂诺拉·菲利斯——我在凯勒的笔记里读到的那位女士,她去哪里了?西蒙斯说她去了路易斯安那,照顾她刚做了手术的母亲。

我来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他给我端来一杯有肉桂味的咖啡。这是他和利昂诺拉学的手艺,他解释说,是路易斯安那法国移民的绝活。说着,他也给自己做了一杯,并且点上一根烟,拉过来一个已经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

“如果我在大街上遇见你,估计认不出来。”他说,“实话说,我想把整件事都忘掉,就像它没发生过。你知道吗,几个月前还有个记者来问我这件事?”

“是的,我也和他谈过。”

我把弗兰克·斯波尔的故事给他讲了一遍。和从前办案的时候一样,我有个记事本,专门用来整理我获得的所有信息,参照这个本子,我就能把斯波尔的事复述出来。他专注地听我讲,没有插一句话,不时抿一口咖啡,不过烟一根接一根没有间断。

我讲完之后他未予置评,只是问我还要不要咖啡了。烟灰缸里面塞了那么多烟蒂,几乎要洒到红木桌子上了。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谈谈了吧?”我问。

“不明白,”他平静地说,“快30年了,没人问我任何问题,但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兴趣大发。我不明白,懂吗?我一点儿也不想讲那时发生的事。教授是我唯一的朋友。”

“德雷克,你记得当时你的证词是怎么说的吗?而不久之前你和那个记者又是怎么讲的?”

“当然记得。”

“你说的和斯波尔告诉我的并不吻合。他声称在案发当晚藏在后院里。按你说的,晚上9点,同一时间,你也躲在那里。你们怎么就没看见对方呢?你说教授和劳拉·贝恩斯、理查德·弗林在一起,弗林和教授吵了起来,然后劳拉离开了,不过后来你看见她的车停在附近。但是斯波尔根本没提劳拉·贝恩斯的事。他说教授一直只和理查德·弗林在一起,而且没看到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分歧。”

两个版本的故事之间的龃龉,我都逐条写在笔记本上了。

“那又怎样?”他说,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样子,“可能是那伙计记错了,也可能他在说谎。为什么你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这又不难猜,”我回答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没有说实话,而且现在我觉得你更有这个可能。我感兴趣的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说实话。”

他笑了笑,不过一点儿开心的意思也没有。

“可能我也没有说谎,我只是记不准那晚的事情了。我老了,一老就健忘,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指的不仅仅是几个月之前你跟凯勒讲的,还有20多年前凶案发生后不久,你跟警察讲的。”我说,“两次的供词实际上一模一样。而且你告诉凯勒,韦德和劳拉有染,还记得吗?”

“可能他们就是有事。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

“那时,你是唯一一个声称劳拉·贝恩斯是教授情人的证人。而且因为弗林爱劳拉,这就给了警方一个理由去怀疑弗林:他可能正是出于嫉妒杀死了韦德。”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她和教授是情人。而且我仍然认为,那晚弗林只是装作离开,但是后来又回去杀死了教授,懂吗?至于她和教授的关系,可能是你当时没有问对人吧。”

“那晚你没有藏在屋子后面,是吧,德雷克?为什么你要陷害弗林?”

他突然被激怒了。

“我没想陷害任何人,老兄!发生的是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在那儿,他们三个都在客厅里。”

“也就是说你在雪地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那你穿的是什么?”

“我他妈怎么记得?忘记了。”

“为什么斯波尔没有看见你,你也没有看见他?”

“可能他说了谎,他当时不在那里;也可能他把时间记错了。我哪儿知道?”

“你为什么说劳拉·贝恩斯在那里?”

“因为我看见她了,而且她的车停在附近。我是不是还要和你重复一百遍,像一只鹦鹉一样,老兄!”

他突然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