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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喜欢那些东北木耳了。安芬就把那些木耳给我。我尝试着也吸溜它们，可是差点没被呛死。安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我则不断地故意吸溜关东煮里的每一样东西，以激起她更多的笑来。安芬的确是个容易开心的人，也有些健忘。她这会儿一定把她的波罗乃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吃完饭，安芬去总台退掉一个房间，我们俩搬到一起住。安芬的房间比我的要大一些，她说从她的房间，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坡滑雪场。我从窗帘的缝隙望出去，的确能看到远处白花花的一片，想必就是滑雪场吧，那个让我第一次饱尝滑雪摔跟头滋味的滑雪场。

安芬提议泡热水澡。我说当然。

安芬就先上来帮我脱衣服。我双手抱胸，说，“为什么我先脱，你不先？”安芬轻轻打了两下我的手背，说：“你等会儿看着我脱，才会有感觉嘛。你不是画家吗，这样说不准能激起你的创作欲望呢。”她边帮我边坏笑。我听她的，但是也没有完全听她的。她帮我的时候，我也帮她了。我的最后一件衣服落地的时候，她打打我的光屁股，说：“你不是小处男的吗，怎么脱女人衣服也这么熟练！”我回答说，才华如同火山爆发，不会让你观赏过程。我这样说着时，已经把安芬推在床上并进入她的身体。我们做了好久才完成，然后又躺在那里，互相抚摩对方的身体。后来我打了一个喷嚏，安芬才跳下床，去洗漱间放热水。

这个夜晚，我们在热水盈盈的浴缸中躺到后半夜。我们的头顶腾腾升着水蒸气。那些水蒸气，很能营造某种氛围。这种状态下，也才体会到为什么舞台剧，喜欢在浪漫和高潮处放烟幕。第一个发明舞台烟幕的人，也许就经历过这样的夜晚吧。我想。

安芬一会儿背对着我，坐在我的胯间。一会儿又坐到浴缸的另一边去，还把她的腿伸过来，搁在我的肩膀上。她忽然说：“你这个南方小混混，是不是听我把谈默的事讲完？”

“随便。但是提到谈默的时候，不许称我是南方小混混。”我说，“不过你在路上说你做了噩梦，谈默后来就死了，这里面有联系，我真是有点想知道呢。”

“你难道不是南方小混混吗？”安芬斜视着我，等待我对她送给我新称谓的认可。

“我的确是个南方小混混啊，可不要在说谈默的时候这样说我。”我说。是的，我怎么不是南方小混混呢？大学勉强毕业，在体育馆找到一份设计海报的工作，三个月后就因为得罪馆长而被解聘，后来就混迹于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那些公司很小却把老板谱摆得很大的男人，大都留着大胡子或穿着西装，有个别甚至一年四季穿着唐装，以此标识自己很中国很经典。他们说是干着“上帝不换”的事业，其实就靠行贿政府官员，或者拼命巴结一些品牌商品的销售大腕，乞求到一点残羹冷炙过日子。他们通常是奴才和蛮狠者的混合体，在机场接人，在咖啡馆与客户谈判，仪态和声调，堪比绅士。然而，他们私下里能为你报销一张的士票破口大骂，脏话连篇，对不谙世事前来应聘的大学传媒系小女生，动手动脚，而一旦把她们弄上床，女孩过生日的时候却连巴掌大的蛋糕都舍不得送。就是这些人，我这个美院毕业生却不得不走马灯似的跟他们打交道。“你给老子滚，滚得越远老子的业务越兴旺。”他们通常叼着一支烟，烟从他们的胡子间冒来冒去：“你这样的自认为人才的瘪三，现在都不用到人才市场找，民工市场都满把抓。”有时候我跟他们打架，最后以自己被打得鼻青眼肿告终走人。后来我索性不去任何所谓的单位应聘了。我在城郊租住的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水泥垃圾房里画画儿，以别人要价的三分之一承接二三流杂志图书的插图活儿。大多时候，我在画自己的画儿，除非方便面快要吃完了，我才会想到去挣第二笔钱。人其实都是在等死的，与其跟自认为主流的社会杂碎一起等死，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等死。我也不要当什么画家，就是你把自己玩到曾梵志岳敏君那么牛逼，一张画拍到几千万元虚高，那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是效仿那些娱乐界的艺人，用装模作样买一些垃圾时尚杂志版面，摆波丝来证明自己的牛逼成功罢。那些人其实是物质狂，是守财奴，他们根本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呢？如果我的画真正被几个人喜欢，我有一笔钱我做不了高尚的堂·吉诃德，也要做做一个现实的大仲马呀，把财富直接地在各种低档次的消费场子挥霍掉，一路云游，让钱合理地流到小饭店的服务生、卖笑陪酒的小姐、挥汗如雨的长途汽车司机、摆地摊的小商贩，流到他们的口袋里去。我死之前，最好是身无分文的，连大仲马的那三个铜板都没有才好呢。我可以毫不惭愧地想象那些善良贫苦的人，在挣到我的某一笔收入之后，送一件廉价的衣服给情人，割两斤鲜肉回去犒劳老婆孩子，想象他们躲在富人豪宅屋檐下与情人约会的简单快乐，他们破房子里飘着肉香的欢声笑语，那么我死的时候，一定像一个一辈子行善的基督教徒一样，静静地微笑着，像一个手抓糖果睡着的孩子一样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