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2/5页）

“那名歹徒是不是屠夫的同谋？”

塞斯曼说：“不然还会是谁？”

卢卡斯叹了一口气：“你掌握的所有线索我们很需要。只是我能感觉到，你到这儿来并不只是想尽一份公民的义务。”

塞斯曼大笑起来。

她接着说：“你到底想要什么？”

“使用权，”他连忙说，“只有使用权。”

“使用这些信息的权利？”

“没错，用在我的书里。”

“稍等一会儿。”卢卡斯边说边起身，向帕克与凯奇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跟着一起出去。

在总部一楼，就在蓝色接待室外面，托比坐在一间没开灯的小房间里，前面是一排复杂的控制面板。

他用六个不同的屏幕全程监视着塞斯曼和他们面谈的过程。

塞斯曼不知道有人正在监视他，因为FBI的讯问室并没有像市区警察局那样安装双向镜，而是在墙上挂了三幅复制的印象画。挑选这些印象画的人不是总务管理局的设施规划人，也不是室内设计师，而是托比本人以及局里通信技术组的人员。这三幅画都是点彩派大师乔治·修拉【注】的名作。每幅画上有六个小点，其实安装了针孔摄影机，方向设置精准，确保讯问室的每个角落都能摄入镜头。

【注】乔治·修拉(George 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新印象面派（点彩派）的创始人，代表作为《周日午后的大碗岛》。

同时，FBI还用三台数码录音机录下对话，其中一台与电脑连线，用来侦测取出武器的声响。和所有接受讯问的人一样，塞斯曼在进入FBI大楼前已经过搜身扫描，以检查是否携带刀枪，但从事这一行的人一向小心周密。

不过，卢卡斯事先嘱咐过托比，他的主要任务是数据分析，安全倒在其次。凡是塞斯曼提到的事情——波士顿发生的抢劫案——托比都会立刻将信息传给一名年轻的特工苏珊。先前她一直在楼上的通信室待命，接到信息后会与外勤处联络，求证塞斯曼的说法。

塞斯曼捧着那杯水，一口也没喝。凯奇把杯子摆在他面前，但他只是紧张地捧着。任何人坐在FBI的讯问室里，都有同样的反应。那只马克杯的表面能感应压力，杯柄处还装有集成电路块、电池和信号传输器，能将塞斯曼的指纹转为数码信息后传到托比的电脑里，然后托比再将资料传至指纹自动辨识系统的资料库作比对。

其中一幅修拉的名画是《周日午后的大碗岛》。这幅画构图复杂，每位接受讯问的人总会看个不停。暗藏在这幅画中的一个针孔摄影机锁定塞斯曼的眼珠，扫描他的视网膜，进行“诚实性分析”，也就是测谎。托比也在通过声音的变化进行声幅测谎。

此时，卢卡斯带着凯奇与帕克走进观察室。

“有什么结果了吗？”卢卡斯问托比。

“正在处理中。”他边说边疯狂地在键盘上敲字。

片刻之后，他的电话响起，卢卡斯按下免提键。

“托比吗？”一个女人问。

“说吧，”他说，“全组的人都在。”

“嘿，苏珊，”卢卡斯说，“我是玛格丽特。跟我们讲讲细节吧。你那儿得出什么结果了？”

“好。我们比对了指纹，证实没有针对此人的拘捕令，他没有被逮捕过，也没有前科。姓名为亨利·塞斯曼没错，户籍是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房子是十二年前买的。按年缴纳房地产税，去年付清了房贷。针孔拍到的影像与康州驾照相片比对后，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符合度。”

“这个程度算好吗？”帕克插嘴问道。

“以我现在的照片来比对驾照相片，只有百分之九十二的符合度，”苏珊回答，“我现在的头发留长了。”她接着说，“从社会安全局和国税局的就业资料来看，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不过有几年他几乎没有收入。那几年的职业注明是自由撰稿人。看来他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他每个季度都缴纳预估所得税，不过今年还没缴，这就意味着他今年还没有可以报税的收入。十年前他的医疗费扣除额很高，好像是治疗酒瘾的费用。他一年前成了自由职业者，辞掉了在哈特福德报社年薪五万一千美元的工作，显然是靠存款过活。”

“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解雇，还是请了长假停薪留职？”帕克问。

“不清楚。”苏珊停顿一下又接着说，“假日期间我们没法弄到太多的信用卡记录，不过他中午从哈特福德乘飞机过来后住在万丽酒店，登记时用的是他的本名。联航快运公司的班机，没有事先订票，今天早上十点才预约的。”

“这样说来，发生第一起枪击案后，他就立刻动身起程了。”卢卡斯沉思着。

“单程机票吗？”帕克问出了她正要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