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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弄得一团糟。法医生怕大众对他失去兴趣，还没拿到完整的医学证据，就跑到法庭上来了。其实他的担忧实属多余。作家之死——即便这位作家名噪一时——这新闻也不会热多久。那年夏天，有太多新闻同台争艳。某位国王退位，另一位国王遭遇暗杀。一个星期之内，三架大型客机坠毁。某家通讯社的首脑人物在芝加哥自己车里遭遇枪击毙命。二十四名囚犯在一场监狱大火中被烧死。洛杉矶县的法医运气不佳，错过了一生之中的华彩乐章。

我走下证人席时，看见了甜哥儿。他脸上明显挂着歹毒的笑容——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如往常，他穿戴得有点太过考究，可可色华达呢西装，白色尼龙衬衫和深蓝色领结。他在证人席上没多说话，给人印象不错。是的，主人最近经常喝得烂醉；是的，楼上手枪走火那晚他帮着把主人抬上床；是的，最后一天在他——甜哥儿——离开前，主人要他去拿威士忌，不过他拒绝了；不，他一点儿也不懂韦德先生的文学创作，不过他知道主人很消沉，不断地把写的东西扔进字纸篓，又从里面捡出来；不，他从来没听见过韦德先生跟谁发生口角……等等等等。法医想套他的话，但没问出什么东西。有人已经很好地调教过甜哥儿了。

艾琳·韦德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她脸色苍白，声音低沉而清晰，即便通过扩音器，也一点儿没走调。法医加倍温和体贴地对待她，跟她说话时，声音抑制不住似的带着哭腔。她走下证人席时，他起立鞠躬，而她则飞给他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几乎使他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她出去时经过我跟前，几乎没看我一眼，最后一刻，她头稍稍转过来几寸，微微一点，好像我是她很久以前见过但一时又记不起来的人。

庭审结束后，在法庭外面的台阶上，我碰见了奥尔兹，他正望着下面的车流，或者假装望着。

“干得漂亮，”他头也不回地说，“祝贺你。”

“你对付甜哥儿有一手。”

“不是我，伙计。地区检察官认为情色与本案无关。”

“情色指什么？”

他看着我。“哈，哈，哈，”他笑着说道，“我不是指你。”他的表情变得淡漠。“这些年我看得太多了，都腻了。这可是一瓶不同寻常的酒啊，私藏的陈年佳酿，专替上等人准备的。再见，伙计。你什么时候穿上二十块钱一件的衬衫，招呼我一声，我过来为你拎包穿大衣。”

人们绕过我们沿着台阶走上走下。我们只管站在那里。奥尔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瞧了瞧，而后扔在水泥台阶上，用鞋后跟碾得粉碎。

“岂不浪费。”我说。

“一根香烟罢了，老兄，不是一条命。过些日子，也许你会娶了那姑娘，嗯？”

“去你的。”

他阴郁地笑笑。“我总是找对了人，却说错了话，”他酸酸地说，“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警官。”我说着抬脚往下走。他还在我背后说了些什么，我只管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走进弗劳尔街的一家咸牛肉铺子，这里的东西很合我胃口。门口挂着一块措辞粗鲁的牌子：“只限男人。狗和女人莫入。”里面的服务也一样粗鲁。需要刮脸的侍者把食物朝你面前一丢，不管你愿不愿意，先扣下小费再说。食物很简单，但味道实在好。他们还卖一种棕色的瑞典啤酒，烈的程度不下于马丁尼。

我回到办公室时，电话铃在响。奥尔兹说：“我去你那边，我有话要说。”

他准是在好莱坞分局或附近，不到二十分钟他就到我办公室了。他一屁股坐进顾客座椅，架起腿，低声说：

“我说得过头了，包涵。忘了那些话吧。”

“为什么要忘了？我们不妨揭开伤疤瞧一瞧。”

“合我胃口，不过别太张扬。在有些人眼里你一肚子坏水，不过我从来不知道你干过什么缺德事。”

“二十块钱一件的衬衫是什么意思？”

“噢，见鬼，我不爽快而已，”奥尔兹说，“我在想那个波特老头，好像他让一个秘书吩咐一个律师叫地区检察官告诉赫南德兹警监你是他的私人朋友。”

“他不至于费那份心吧。”

“你见过他。他抽空见了你。”

“我见过他，就这样。我不喜欢他，不过兴许是忌妒。他派人来找我，给我一些建议。他是巨头，很厉害，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我不觉得他是什么缺德的家伙。”

“不可能双手干干净净地挣到一亿块，”奥尔兹说，“头儿也许会觉得他自己的手挺干净，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被逼到墙角，兴旺的小生意遭遇釜底抽薪，只得低价转卖，正派人丢了饭碗，股票市场被人操纵，代理权以低得可怜的价钱卖出。抽取百分之五利润的掮客和大律师事务所捍卫富人的利益，打败对大众有益的法律，为此收取几十万佣金。金钱就是权力，而权力被滥用了。这就是所谓制度。说不定这就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出色的制度了，不过实在令人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