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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个星期，什么事也没有，我也就办了些不大能算得上业务的业务。一天早晨，卡恩机构的乔治·彼得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刚巧去了塞普尔韦达峡谷，出于好奇，便到韦林吉医生的地盘上看了看，医生已经不在那里了，五六个土地测量队在丈量土地，为划分作准备。跟他说话的那些人从来没听说过韦林吉医生。

“那可怜的家伙凭一纸委托书，就把那地方贱卖了，”彼得斯说，“我查过了。为了省时省钱，他们给了他一千块钱让他放弃产权，明摆着，现在有人要把这地方分割开来造居住区，要发大财了。这就是做生意与干犯罪勾当的区别。做生意你得有资金。我有时觉得这是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

“好一套愤世嫉俗的言辞，”我说，“第一流的犯罪勾当也需要资金。”

“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老兄？不会是从打劫酒庄的家伙腰包里来的吧。再见。”

星期四夜晚，十一点差十分，韦德打来电话。他声音含混不清，几乎是在呜噜，不过我好歹听明白了。我还从电话里听到了短促困难的喘息声。

“我情况很糟，马洛，非常糟。我挺不住了。你能不能马上过来？”

“行——不过先让我跟你夫人讲几句。”

他没回答。那边传来一声撞击，然后是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阵碰撞声。我对着电话大声呼喊，没人回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终传来轻轻一声咔哒，是听筒挂上了，接着就听见断线的声音。

五分钟后我上了路，用了半小时多一点就到了那里，我至今仍不明白这一路是怎么开过来的。飞一样通过关口，上文图拉大街时闯了红灯，强行左拐，在货车之间乱窜，总而言之，我像一个十足的疯子。过恩西诺时，我的车速差不多是一小时六十英里，车灯大开，照着停靠在街边的汽车，让想要穿过街道的行人立即止步。这种幸运只有你豁出去的时候才会有。没撞上警察，没听见警笛，没看到警灯闪烁，眼前只有韦德家里可能出现的场景：家里只剩下她和个酒疯子在一起；她断了脖子横陈于楼梯下；她把自己锁在某间屋子里，门外有人咆哮着想破门而入；她在洒满月光的小径上光着脚奔逃，体形魁梧的黑汉子高举斩肉刀在后面狂追。

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驾驶着奥兹拐上车道，整幢住宅灯火通明，她站在洞开的大门口，嘴里衔着烟。我跨出汽车，踩着石板路向她走去。她穿着便裤和开领衬衫，平静地望着我。如果说那里发生了任何令人不安的事情，那也是我带去的。

我一开口就是一句蠢话，接下来又干了一连串蠢事。“我以为你不抽烟。”

“什么？不，不常抽。”她取下香烟瞧了瞧，扔在地上，踩灭了。“偶尔抽抽。他打了电话给韦林吉医生。”

那是一种冷漠而平静的声音，一种在夜色中从水上传来的声音。非常自在。

“不可能，”我说，“韦林吉医生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给我打了电话。”

“哦，是吗？我只是听见他拨电话，叫人赶快过来。我还以为一定是韦林吉医生。”

“他在哪里？”

“他摔了一跤，”她说，“准是椅子后仰得太厉害。以前也发生过。他把脑袋磕在什么东西上了。流了点血，不多。”

“那好，”我说，“我们不能让血流得太多。他现在在哪里，我刚才问你了。”

她神情严肃地看着我，接着伸手一指：“那边的什么地方。路边或者靠篱笆的树丛里。”

我往前凑了凑，盯着她看：“老天，你也没去看一看？”此时我断定她是吓懵了。我回头扫视了一遍草坪，什么也没有，只有篱笆那边有团显眼的黑影。

“没有，我没去看，”她相当冷静地说，“你找他去。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你找他去。”

她转身回屋，让大门就那么敞着。她没有走多远，在离大门一码左右的地方，她身体一歪，倒在了地上。我赶紧跑过去抱起她，平放在一张长沙发上。那边面对面放着两张长沙发，中间是一条浅色长几。我摸了摸她的脉搏，不觉得怎么微弱，也没有时快时慢。她双目紧闭，嘴唇发青。我把她留在那里，又回到屋外。

她没说错，韦德果真在那里。他侧躺在芙蓉花丛的阴影里，脉搏急促，呼吸反常，后脑勺上什么东西黏糊糊的。我叫他，摇晃他，拍打他的脸。他咕哝了一声，但没醒过来。我把他拽得坐起来，让他的一条手臂耷拉在我肩膀上，转过身驮起他，扯住他一条腿。我没能成功。他重得就跟水泥板似的。我们两人都跌坐在草丛里，我喘了口气，又试了一回。最后我终于以消防队员救人的姿势把他撑了起来，费力地拖过草地，朝敞开的大门移动，这段路远得好像去暹罗(1)打了个来回。门廊的两级台阶仿佛有十英尺高。我蹒跚着靠近沙发，屈腿就势让他滚进去。等直起腰时，我感觉脊柱至少断了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