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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了二十多英里回到城里，吃了午饭。吃饭时我越来越觉得整件事情很荒唐。我这种做法是找不到人的。你能碰见像厄尔和韦林吉医生那样有趣的人物，但找不到你要找的人。这番折腾只是让你白白浪费了轮胎、汽油、口舌和心力而已。把所有都押上赌桌，还是赢不了赌局。有三个姓以V打头的人，我找到韦德的概率和在双骰子赌博中打败希腊赌神尼克(1)的概率相当。

无论如何，第一个总是错的，死胡同一条。满心指望的线索在你面前碎裂，连声音都没有。可他也不该把韦德误说成斯莱德。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不该这么健忘；要是他健忘，那就该全忘记。

也许是，也许不是。了解的时间不够。喝咖啡时，我想着莱斯特·乌坎尼奇医生和阿莫斯·瓦利医生。去，还是不去？那两个医生会耗费掉我整个下午。等到我打电话去空闲谷路的韦德府上，他们会告诉我主人已经回家，暂时一切阳光灿烂。

找乌坎尼奇医生倒不费什么劲。他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可瓦利医生则远得要命，在阿尔塔迪纳山区，路上又长又热又无聊。去，还是不去？

最后的答案是：去。有三大理由：其一，你对不光彩行业及其从业者的了解永远不够；其二，彼得斯给了我这些档案，要是我能为他的档案增加内容，也算表达对他的谢意和友谊了；其三，我没其他事可干。

我付了账，把车留在原处，沿街道北边往前走，到了斯托克韦尔大楼。那是栋老旧的大楼，入口处有雪茄柜，人工操作的电梯一路摇晃上去，六楼走廊狭窄，门上嵌了毛玻璃。这栋楼比我的办公楼旧，也龌龊得多，满楼都是混得不怎么样的医生、牙医，还有基督教科学派(2)医师，那些律师是你希望对手去雇用的那种，而那些牙医和医生只是勉强混着，技术不太好，陈设不太干净，判断不太准确。三块钱，给护士；那些提不起劲儿也没有信心的家伙们掂得出自己有多少斤两，知道去找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病人，也清楚从那些病人那里能榨出多少油水。请别赊账。医生在，医生不在。卡金斯基太太，你的臼齿晃得厉害。要是你打算用这种新型塑胶补一补，它可是跟金子一样牢靠呢，我可以为你做，只收十四块。奴佛卡因麻醉，外加两块。医生在，医生不在。要三块钱。给护士。

这类办公楼里总有那么几个赚大钱的家伙，但看不出来。他们混在这肮脏破烂的地方，这肮脏破烂是他们的保护色。暗地里参与保释金诈骗的奸诈律师（被骗走的保释金只有百分之二被追回）；冒充其他身份以掩人耳目的非法堕胎师；假扮泌尿、皮肤或者其他任何分科医生的毒品贩子——只要那种分科需要频繁看诊，经常使用局部麻醉剂而不会引人注目。

莱斯特·乌坎尼奇医生的候诊室很逼仄，陈设也很寒酸。里面坐着十几个人，个个都病歪歪的。他们看上去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别。不过话说回来，一个控制得不错的吸毒者和一个吃素的簿记员，你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等了三刻钟。病人分别从两扇门进去。一名身手敏捷的耳鼻喉科医生可以同时应付四名受罪的家伙，只要他的地方足够大。

终于轮到我了。我坐在一把咖啡色皮椅里，旁边是张盖着白布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套器具。靠墙的地方有台消毒箱，正呼噜噜作响。乌坎尼奇医生套着白大褂，脑门上绑着一枚圆镜子，轻快地走了进来，在我面前的高凳上坐下。

“鼻窦炎性头痛，是吗？很厉害？”他瞧了一眼护士预备的病历夹。

我说疼得实在受不了。疼死我了。特别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他点点头表示了解。

“典型症状。”他说着把一个玻璃帽套在一支自来水笔似的东西上。

他将那玩意儿伸进我嘴里。“请你抿拢嘴唇，但别咬牙。”他边说边伸手把灯关了。屋里没窗户。通风扇在某个地方嗡嗡作响。

乌坎尼奇医生拔出玻璃笔帽，打开电灯，仔细地瞧着我。

“一点没有堵塞。马洛先生。要是你头痛，不是因为鼻窦有问题。我敢说你的鼻窦从来没出过什么毛病。我知道你以前动过鼻隔膜手术。”

“是啊，医生。玩橄榄球被踢了一脚。”

他点点头。“长了块小骨，应当切除，不过几乎不影响呼吸。”

他坐在高凳上，手撑着膝盖，往后靠了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问道。他长着一张乏味苍白的瘦脸，像只得了结核病的白老鼠。

“我想跟你谈谈我朋友的事情。他情况挺糟糕。他是个作家，很有钱，可精神有问题。需要人帮一把。他一连几天靠喝酒撑着，想加点东西。他的医生再也不肯跟他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