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辣手神探 第三案 民女被害多方侦查 疑窦丛生终成悬案（第4/7页）

听着黄元斌句句话带机锋，郭笑大队长不免有点生气，他大声喝问：

“你说，你交待的作案过程是怎么回事？”

“是我听到别人说的。”

“听到谁说的？”

“不认识，听到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在讲。”

“在什么地方听到的？”

“想不起來了，反正这是真的。”

“你为什么交待得如此连贯？”

“你们问的。在问话中，我一直观察着你们的神色，我回答后你们不再追问，我就知道答对了。”

“你去苏州明明是三号，为什么要说成是二号呢？”

“我平时游手好闲，乡邻们对我印象不太好，我说是二号就离家了，是为了减少麻烦。”

“那三枚银元是怎么回事？”

“是那位老同志掏钱时，有几枚硬币掉在桌上，我联想起来，银元也是硬币。”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硬币是贝壳、铜板，你为什么不说是贝壳、铜板？”

“我……我不知道铜板也是硬币。”

从黄元斌轻佻的神态和回话的机巧里，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颇有心计，不易对付的家伙。他兼有小聪明加无赖的双重习性，在强大的压力下，虽有紧张，但绝不慌乱，说话不少，但多是谋而后动。对这样的对手，审讯人员不仅要斗勇，更重要的是斗智。

第二天，对黄元斌实行了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后，他又回到了起点，承认了自己的犯罪。理由是你们能逐步升级把我关起来，说明已经掌握了证据，既然蒙混过不了关，还是争取有一个坦白从宽的好态度。在以后的日子里，包括在执行逮捕的两个多月中，他一直交交翻翻、翻翻交交，重复着以往的故事。

在此期间，黄元斌的姐姐、姐夫也被押来北皋。在被审查的两个月时间里，黄元斌姐夫说清了一月三日傍晚黄元斌到沙洲港后的情况。他说：在第二天临走时，看到黄元斌把一个用手帕包着东西交给了他姐姐。而其姐姐在审查中，始终拒不承认黄元斌有什么东西交给了她。

面对侦查工作日趋复杂的局面，我们思考再三，决定将黄元斌的血液送北京进行DNA检验。当时，这项由英国人首先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新技术刚刚引进我国，称之为“遗传指纹”。由于仪器价格昂贵，全国只有一家即公安部第二刑科所才能开展此项检验。虽然我国当时还没有法律规定，DNA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检验，用以佐证黄元斌的交待，能够在证据分析中起到支持和参考作用。

那时候，DNA检验技术远不如现在这么先进成熟，检验仪器庞大，程序复杂，在五、六天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北京送检人员的电话。

第一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第二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第三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直到最后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后一个程序检验完成，结果不相同。

DNA检验的最后结果，使侦查工作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局面。表面上指挥部的领导都不动声色，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在不停的掂量这个案子的发展趋向。坦率地说，在我内心，也进行过无数次是否的考量，罗列过认定的证据和否定的理由，并对这些证据和理由反复进行过比较和权衡。我认为，如果抛开黄元斌的口供，认定黄元斌作案的直接证据确实不足；但依照黄元斌哪怕是曾经多次翻案的口供，都不能排除黄元斌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看到陈玉林在这个问题上黯然无语的神态，我知道他心存犹疑。从张武千方百计地追寻证据的作为，我知道，他对黄元斌的作案没有动摇：而郭笑和冯忠则观点明确，不要为黄元斌狡诈的假像所蒙蔽，DNA的检验技术并不成熟，现在又找不到第二家复核单位，其准确性值得推敲。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在一天天寻找突破的方略。

刑事技术人员在黄元斌交待后，对现场痕迹和物证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他们坚持认为，黄元斌交待的作案过程与现场痕迹反映是相同的，特别是一些细节的符合，绝非偶然。例如，奸尸之前，从木箱上找出一块折迭的布，覆盖于死者头面部，事后将布扯散团住，丢塞于床边马桶的缝隙里一节，现场勘查人员确实从床和马桶间的夹缝里发现了那团布，上面沾满了血渍，当时认为是用此布包裹死者破损的头面部所致。在黄元斌交待后，痕检、法医人员对这块布上的血渍分布再次进行研究并试验，当布折成一个多层的长方形时，对应位置上的血渍形状相同，只是愈到上层，血渍渐淡渐小。这种情形，连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和在物证分析时都没有注意到，审讯人员在审讯中即使要作出提示，也是无法做到的。但黄元斌在初次交待时就说清了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