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14页）

在吃饭的过程中，她突然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在北京的日子苦够了，早该得到解脱了。”

我猜到她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丈夫去世得早，和女儿又闹翻了，也许还会有别的心结，我脑海里突然想起一个名字，那是六十年代初国家女排的主力二传，苏惠。“当运动员确实也有点苦——对了，你应该认识苏惠阿姨吧。”

她夹起了一条梳子鱼，放在嘴里细细地咀嚼了一阵，一阵思索之后，灿烂地笑了。

“哪里是认识，我们在北京青年队的时候就是队友，后来也一起同甘共苦，我也邀请她来桂海，她说她得把孙子带到四岁再说。”

常青青以前叫作常青，她说那时候她相貌是全队里最小的，而常青这个名字总让人想起洪常青，太严肃了，于是她就改名为常青青，既有活力也充满了动感。她找出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好像生下来她就应该叫这个名字似的：朴素的衣着，纯净到极致的笑容，在北京的漫天黄沙中也像白玉兰盛开。我不禁惊呼：原来那个时代的女选手这么漂亮啊。

她说那时候有多苦啊，北京队建队的时候，场地是队员们自己修的，到开春的时候，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冬天的冻土化掉了，正是劳动的好时候，在先农坛，她们用锄头把土都翻了一层，用大碾子碾压场地，常青青用手扶着杠子，苏惠就在前面拉绳子，最后修成了沙土的训练场。

北京队自己没有碾子，就到国际俱乐部去借，没有车拉，自己用手推，一直推到现在的首都体育师范大学那里，常青青比画着，说那距离，相当于从现在的王府井到三环，整整十五公里，脸都被吹僵了，手指也肿了起来，饿的时候，就背着大风啃馒头，累吗？谁都没有说，因为自己的场地就要修起来了，激动着呢。

场地修好了，漫长的训练却是枯燥的，休息的时候更枯燥，电视也没有，也不能随便外出，常青青最主要的爱好就是唱歌，她在宿舍里不停唱啊唱，一个晚上几乎会把全部会唱的歌唱个干净，《喀秋莎》《划船曲》《送红军》《我的祖国》《海浪》……常青青嗓子好，苏惠就自觉给她伴和声，就是在歌曲末尾呜呜几下，或者在小节间隙幽幽地“啊，啊，啊”几声，一首接一首唱下去，直到唱到大家都困了。

“后来运动来了，我被调整了，调整以后，虽然算不上阶级敌人，但肯定是另外一个阵线里的，我倒霉在出身不好，其实也没有什么，我的父亲解放前在日本公司当职员，就被定了资本家，最后成了反革命，因为他会唱周璇的歌，有时候哼给别人听，并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还哼，哼给小青年听，罪证就是毒害小青年。”

“当时来了宣传队，就让我走，我就去谈啊：你凭什么让我走，你要论水平，我是最好的，我成绩也最好，表现我也不差，你凭什么。当时他们是这么解释的：组织上让你走，你就走，组织上让你留，你就留。那你有什么办法啊，你每次找他他就这么跟你说。”

常青青说到这里不仅长叹了一口气，将最后一点剩饭倒在了菜碗里。我赶紧抢过碗碟，收拾进厨房里。她也不劝我了，只是追着我继续说，她在兴头上呢，我没有任何借口去打断她。

后来她下放北京标准件厂劳动，北京标准件厂在鼓楼附近的一个破庙里面，大风呼呼地从破碎的窗户里灌进来，接受改造的工人就在里面劳动。

她彻底从国手变成了车工，做标准件，还学了一手漂亮活。标准件有粗有细，倒边要分毫不差，还要用车刀细细地磨棱角。上班是三班倒，经常昏天黑地的。早上六点上班，五点就得走，有一年冬天她骑着车去上班，突然听到后面“哗”一下，一锅泔水泼了下来，烂菜啊、粥啊，半路杀出来泼到身上了。谁知道那时候是谁恨着她了，反正她也没有反抗的权利了。后来她还带上了徒弟，徒弟根本吃不得工厂里的苦，有一次干活干了一半说要上厕所，竟然倒在厕所里睡着了。

十几年过去后，常青青再也不用改造了，成了工厂的干部，苏惠也熬了过来，成了球队的教练，她第一次来工厂看常青青的时候，两姐妹高兴得抱着直哭。

她说到这里，好像终于从那个既理想又动荡，既单纯也险恶的岁月里找回了一点幸福，她从厨房门后扯出一块手帕，把我的手不由分说地抓过来，仔仔细细地擦。“你还真把碗给洗完了……你看你，要么，你以后就做我的儿子吧。”

我立刻振作精神，喊了一声：“妈！”

她哈哈大笑了几声，然后回到卧室找什么东西，结果还是两手空空出来了，带着一点遗憾：“本来想找点礼物送给你，结果发现好东西都在北京放着，没有带过来呢。怎么办？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