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过得好的那几年，迪昂跟乔说过：“运气随时会用光的。”

说了不止一次。

乔总是回答：“有好运，也有坏运。”

“只不过你的好运持续太久了，”迪昂说，“没人记得你有过坏运。”

他给自己和格蕾西拉盖了一栋房子，位于第九大道和十九街交叉口。他雇了西班牙和古巴劳工，意大利人负责大理石工程，还从新奥尔良找来了好几个建筑师，以确保房子的种种设计能融合拉丁风味与新奥尔良的法国区情调。他和格蕾西拉跑了好几趟新奥尔良，在法国区仔细巡游以寻找灵感，也在伊博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游览。最后设计出来的房子，结合了希腊复古式和西班牙殖民式风格。正面以红砖砌成，有灰白的水泥阳台和锻铁栏杆，窗户是绿色的，加上了遮光板。从街上看，整栋房子近乎朴素，而且很难看出到底有没有人住。

但进了屋子，宽敞的房间有挑高的红铜色天花板，高高的拱廊面对着一个庭院、一个浅水池，花园里栽种了欧薄荷、菫菜，金鸡菊和欧洲丛榈并排而生，灰泥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冬天时，九重葛花伴随着卡罗莱纳黄素馨怒放；到了春天，则换成了深红如血橙的厚萼凌霄花。循着石砌小径绕过庭院中的喷泉，经过拱顶的凉廊，来到一道盘旋的阶梯，进入砌着灰白色砖墙的室内。

这个家的所有门都至少有六英寸厚，上头装了黑色铁制的羊角铰链和门闩。乔帮忙设计了三楼那个有拱形天花板的会客厅，以及一个俯瞰着屋后小巷的平顶阳台。那只是一处多余的阳台，他常常忘记它的存在。因为家里已经有环绕着屋子其他各处的二楼阳台，而三楼的铸铁游廊又宽得像马路。

一旦乔开始忙，就停不下来。有幸获邀参加格蕾西拉慈善募款会的客人，总是不禁把注意力放在三楼的会客厅，或是一楼有宽敞楼梯的华丽大厅，或是进口的丝质窗帘、意大利主教椅、拿破仑三世时代的穿衣镜和附属灯台、来自佛罗伦萨的大理石壁炉架，或是从艾斯特班建议的一家巴黎画廊买来的镀金框油画。有的墙面是裸露的奥古斯塔方砖，有的墙面贴着蜡光纸或印了花纹，还有的以灰泥制造出流行的裂纹效果。屋子前侧铺着拼花地板，后侧则是石头地板，好让屋内保持凉爽。夏天时，桌椅都罩着白棉布套，枝形吊灯外头还罩着纱网，以防止昆虫飞进去。主卧室大床和浴室的爪足浴缸上方都有蚊帐垂挂下来，一天结束时，乔和格蕾西拉常带着一瓶葡萄酒在里面相聚，听着下方街道传来的喧哗声。

格蕾西拉因为富裕而失去了朋友。大部分都是她在雪茄工厂的同事，以及早年在古巴圈会所一起当义工时认识的人。他们并不是忌妒格蕾西拉的暴富和好运（虽然少数人的确如此），而是怕去她家时会不小心碰坏或打破什么昂贵的东西。他们在她家总是坐立不安，而且很快就没有共同话题可聊了。

在伊博，大家都称这栋房子是“市长官邸”，但乔要到至少一年以后才知道，因为大家都是背着他偷偷讲。

同时，他和苏亚雷斯姐弟的合伙关系，则在一个极不稳定的行业里创造出了令人欣羡的稳定性。乔和艾斯特班在第七大道的地标戏院建了一座蒸馏酒厂，随后又在罗梅洛饭店的厨房后头建了一座，保持得很干净，生产顺利。他们把所有家庭式小店纳入旗下，给他们更高的抽成和更好的产品，连原本阿尔伯特·怀特旗下的酒馆也不例外。他们买了速度更快的船，又把他们所有卡车和运输汽车的引擎更换一新。他们买了一架双人座水上飞机，以掩护墨西哥湾地区的运输。飞机驾驶员是前墨西哥革命分子法鲁柯·迪亚兹，很有才干却也很疯狂。他一脸年代久远、深如指尖的痘疤，一头又白又油的长发像是湿意大利面，不断游说乔在乘客座安装一把机关枪，说是“以防万一”。乔指出，他是单独飞行，碰到万一也没人可以操作机关枪。法鲁柯于是答应妥协，只装了枪架，没装机关枪。

陆地运输的部分，他们买通了南部和东海岸的所有路线，乔的推断是，如果他们付过路费给南部各州的黑帮，这些黑帮就会买通各地的警察，那么他们被逮捕并损失货物的比例就会下降三成到三成五。

结果下降了七成。

在乔和艾斯特班手上，他们的营业额立刻从一年一百万暴增为一年六百万。

这期间，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冲击越来越强烈。人们需要工作，需要住处，也需要希望。当这些都被证实不可得时，他们就转而求助于杯中物。

恶习可以对抗经济萧条。

当时其他方法都几乎失效了。乔不受经济萧条影响，但他也跟其他人一样，被这个国家过去几年的急速衰退弄得不知所措。从1929年的股市崩盘开始，一万家银行倒闭，一千三百万人失业。胡佛总统在竞选连任时，还一直大谈隧道尽头的亮光，但大部分人都已经判定，那个亮光源自迎面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就要冲过来碾死他们。最后胡佛孤注一掷，针对最富有的人开刀，把最高所得税率从25％调高为63％，也因而失去了他仅存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