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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竟然没有工作人员出面阻止我们在室内吸烟。

没过多久，那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凯尔文，以及那个进门时举着气球的红头发美女凯莉也加入了我们（气球现在已经变成了摊在地板上的一团烂橡胶了）。作为最早听到坠机消息的五个人，我们之间似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额外的亲密感。五个人坐在一起不停地吞云吐雾，竭力不让自己的悲伤情绪显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位看上去神经兮兮的女士跑来向我们询问各自在那架航班上的亲属的姓名。虽然她看上去像是某种顾问，但她那紧锁的眉头让她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一样，她用来安慰我们的口径也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最新信息告诉你们的”。说实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苦心，他们也不想让我们对此事抱有任何虚幻的希望。不过，作为家属，我们的心中还是不可遏制地祈祷着自己的至爱亲朋错过了飞机，抑或是记错了航班号码或者是起飞的日期。要不然，就算是幻想一下这一切都只是个梦境也好呀。我记得，自己当时努力将记忆定格在了初闻坠机事件之前的那一刻——那时我还端着咖啡，站在接机区里，看着那些实习生拆卸圣诞树（我并不迷信，但没准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居然无比地渴望能够回到那一刻，这样就不用再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空虚感了。

无耻的恐慌感突然又将它冰冷的手指戳向了我的胸膛。在等待工作人员为我们分配创伤治疗顾问的过程中，梅尔和杰夫一直在和我说话，试图鼓舞我的士气，但我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可一点都不像我。杰夫还给我展示了他那部小手机上的屏保图片——那是一个二十岁上下、露齿微笑的美丽女孩的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照片上的女孩虽然有点肉肉的，但眼神中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女儿罗琳，也就是今天他们特意来机场要接的人。“罗琳是个聪明的姑娘，虽然她也曾经迷失过生活的方向，不过现在已经重新步入正轨了。”杰夫闷闷不乐地告诉我。听说，罗琳此行去特纳利夫岛是为了参加一个盛大的狂欢派对。而且，她是因为别人临时有事不能前往，才在最后一刻临时决定过去玩玩的。这难道不是造化弄人吗？

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连呼吸也开始有困难了，身上四处冷汗直流。我知道，如果我再不马上离开这个房间，我的头就快要爆炸了。

梅尔对此表示理解。“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只戴满了金首饰的手捏了捏我的膝盖，“一会儿我们要是听到什么消息，会随时告诉你的。”在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竟然一时间想不起自己的号码了），我就头也不回地向屋外走去。一名顾问上前来试图阻止我，但是梅尔在我身后声援了我一句：“要是他想走，就让他去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迷迷瞪瞪地交了停车费，然后沿着M23公路开回家的。而且，我居然没有把自己的车开到一辆货车的车轮底下去，这真是个奇迹呀。我只知道，我的脑海里一路上都是一片茫然。不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史蒂芬的奥迪车开到了自家门口的便道上，就好像那车是被我偷来的顺风车一样。

我用钥匙开了门，却跌跌撞撞地碰倒了门厅里那个专门放信件的桌子，自己也顺势摔了一跤。头痛欲裂，这才清醒了过来。听到响声，住在地下室公寓里的一名波兰学生打开房门，探了个头，问我是否一切还好。大概是看到我面如土色，他一溜烟跑回了房间，取了一瓶廉价的伏特加默默地递给了我。

我接过酒瓶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知道，我的酒瘾又复发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我甚至都不屑于给自己找个玻璃杯来，便直接抱着瓶子对嘴吹。我想我大概是连那瓶伏特加的酒味都没有尝出来吧。喝完酒，我浑身颤抖抽搐着，双手像是被针扎过一样感到阵阵的刺痛。我翻出兜里的黑莓手机，把联系人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却不知道应该拨给谁好。

因为，每当我遇到麻烦时，总会第一个打给史蒂芬。

我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然后觉得不过瘾，便又翻出了几瓶酒，生生灌了下去。这几瓶酒下肚后，我一次又一次跑去厕所呕吐。觉得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之后，我窝进了沙发里，打开了电视机。

大部分的日常节目此时都被暂停了，各个电视台都在纷纷播报有关坠机事故的报道。我当时大概是已经喝醉了，所以全身上下都觉得很麻木。数不清的时事评论员被源源不断地轮流请进了天空电视台的演播厅，和那个脸色铁青的主持人肯尼斯·波特坐在一起说着些什么。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肯尼斯·波特的声音，仍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