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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保罗·克拉多克的自传《保卫杰西：我与一个幸存儿的劫后余生》中的第二章（曼迪·所罗门合著）。

很多人对我似乎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保罗，你为什么要费劲心力地照顾杰西呀？毕竟，你可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一个前途无量的黄金单身汉。而且，你的工作时间那么不规律，你真的确定自己能够做一名合格的家长吗？”对此，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十分肯定的。记得在双胞胎刚刚出生后不久，谢莉和史蒂芬就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做两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以防他们在未来遭遇到任何不测时，能有人来帮忙照顾他们的孩子。要知道，对于谢莉和史蒂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经过了两人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艰难决定。那时候，他们身边大部分的朋友也都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因此肯定是不能向双胞胎付出全部心力的。而谢莉的家人也不能被列入可选范围之内（具体的原因请待我稍后详表）。虽然两个孩子当时还只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婴儿，但谢莉保证她们长大后肯定会喜欢我的。“保罗，你的爱心就是波莉和杰西所需要的一切。”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富有爱心的人。”

当然，史蒂芬和谢莉也知道我曾有过一段不光荣的过往。二十五岁时，我曾因职场失意而意志消沉过一阵子。那时，我正在参与《医生物语》一片的试播片段录制工作。要知道，那可是一部被人们预言为“英国未来最红的医疗题材电视剧”。然而，不久我便接到该剧被停拍的通知。我本该在剧中出演一个名为马拉卡尔·班尼特的主要角色，他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但同时也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一个瘾君子，以及一个有妄想症倾向的人。该剧的停拍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为了这个角色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调研工作，并且已经完全把自己的情绪沉浸在了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我猜，问题可能在于我让这个角色太过主观化了。就像许多失意的前辈演员一样，我开始借酒消愁，或是借助其他物质来麻痹自己的痛苦。上述种种消极因素再加上我对自己渺茫未来的担忧，导致我患上了急性抑郁症以及轻度的偏执妄想症。

不过，在我和这些心魔鏖战的时候，小双胞胎尚未出生。因此，我很感激他们夫妇二人能够不计前嫌，将我视为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谢莉坚持要我的监护人身份合法化，于是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位律师来做公证。当然了，我们谁也没有料想到，我的监护人身份最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一阵绞痛。

让我们接着上回的事情继续讲下去吧。我在机场的酒吧里一待就是半个小时，除了一个人喝闷酒，就是抬头呆呆地望着天空电视台的滚动新闻横幅。那个该死的新闻主播把坠机的噩耗播了一遍又一遍，好像生怕有谁会错过了这条重要消息似的。突然间，电视里插播了一段拍摄于坠机水域上空的视频片段。画面中，那灰蓝色的海水澎湃汹涌地奔流着，其中偶有几片飞机残骸在波涛中若隐若现。一艘颜色十分显眼的搜救船正在这片水域里四处搜索着幸存者，看上去就像一个漂泊在无边的海洋里的大玩具一般。我记得自己当时突然想到，谢天谢地，好在史蒂芬和谢莉去年夏天就教会了女孩们游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呀，就连邓肯·古德休9都不一定能从那片汪洋大海里游得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在极端情绪的影响下往往会产生许多的奇思妙想，甚至还会将这些念头当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呢。

最后，是梅尔在酒吧里找到了我。在我看来，她也许一天会抽四十根乐富门10牌香烟，或是在庸俗不堪的普力马可11商店里挑选衣服，但她和她的老板杰夫却有着和加拿大领土一样宽广的心胸。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

“过来吧，亲爱的。”梅尔对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其实，我知道，尽管吧台边的那些小混混一直都在和我保持着安全距离，但是他们的眼神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上。当时，我的状态看上去一定差极了，不仅汗流浃背、浑身战栗，而且我还双颊湿润，可能曾在不知不觉间流下了眼泪。“有什么好看的？”梅尔冲着那些小混混喊了一声，然后就牵住我的手，把我带回了休息室。

不久，一大批心理学家和创伤治疗顾问也赶到了休息室。他们一边忙碌地为家属们分发着淡而无味的茶水，一边抚慰着大家的情绪。出于保护我的目的，梅尔让我坐在了她和杰夫中间，两人一左一右如同夹心饼干一样把我包了起来。杰夫拍了拍我的膝盖，对我说了句“兄弟，我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之类的话，并随手递了支烟给我。虽然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还是满怀感激地接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