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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时间14点35分，一架由尼日利亚承运商达鲁航空租用的安东诺夫客货两用飞机，在开普敦人口最稠密的小镇之一——卡雅丽莎——中心地带坠毁。事发时，海角医疗救援机构的高级急救员利亚姆·德·维利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医护人员之一。他通过网络视频电话和电子邮件接受了我的采访。

坠机事故发生时，我们正在巴登·鲍威尔大道上处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出租车在和一辆奔驰轿车相撞后发生了侧翻。不过，这起事故并不是很棘手，而且警方已经在我们到达之前将车子翻了过来，救出了被困车内的驾驶员。所幸，驾驶员身上只受了些轻伤，但是出于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准备把他送到急诊室去缝针。我记得，那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肆虐了好几周的东南风终于偃旗息鼓了。就连远处的平顶山上都只挂着一缕薄云。要不是我们为了省事，把救护车停在了马卡莎污水处理厂旁边，那真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一天了。在闻了二十分钟的臭气后，我已经被熏得头昏脑涨了，心中暗暗庆幸自己还没来得及把刚买的肯德基吃下去。

那天，和我一起值班的是科尼利厄斯。他是队里新来的初级救护车助理之一。科尼利厄斯人很和善，也很幽默。在我正忙着给出租车驾驶员处理伤势时，他则在一旁和几个前来现场执行任务的交警聊得火热。而那个驾驶员也没有闲着。他在我为他处理上臂的伤口时，拨通了自己老板的电话，谎话连篇地编造着各种理由，脸上毫无羞耻的神情。正当我打算叫科尼利厄斯去通知福尔斯湾急诊室准备接收一名患者时，一声巨响划过了天际，吓得在场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出租车驾驶员手一软，手机咔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看清楚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大家肯定都这么形容，但我还是要不免俗地说一句，当时的场景简直就和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让人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依稀记得，那架飞机飞得又低又慢，我都能清楚地看到机身上残破的标志。你知道的，就是一个被一条绿色曲线盘绕着的字母“D”的标志。尽管机身下方的起落架已经放下来了，但是两侧的机翼却还在不停地左摇右摆，就像是一个走钢索的人在试图保持平衡一样。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在纳闷，机场不是在另一个方向吗？这个飞行员到底在干什么呀？

突然，科尼利厄斯声嘶力竭地喊叫了起来，并奋力地用手指着远方。虽然我根本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是能够大概猜到他的意思。他家所在的米歇尔平原就在飞机飞去的那个方向。我突然想到，难道这架飞机是要坠毁了吗？虽然它当时看上去并没有着火，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肯定是遇上大麻烦了。

飞机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紧接着，远方传来了“轰隆”的一声巨响，似乎整个地面都为之一震。事后，我们的总部控制员达伦说，科尼利厄斯和我当时所处的位置距离事发地点太远了，因此可能没有受到余震的影响。但我记得并不是那样的。几秒钟后，只见一朵黑云蹿上了天空。那黑云的体积之大，让我立刻就想起了原子弹在长岛上空爆炸时的画面。我当时就在想，上帝呀，在这样的事故中是绝对不可能有人生还的。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再多想。科尼利厄斯当即就跳进了身旁的出租车里，开始用车上的无线电设备向总部汇报，说我们目击了一起重大的坠机事故，并提醒总部准备采取灾难处理措施。我告诉出租车驾驶员，让他耐心等待另一辆救护车来送他去急诊室。然后我转身向科尼利厄斯大喊道：“告诉他们这是第三级事故，告诉他们这是第三级事故！”现场的执勤警察们已经纷纷跳上了警车，直奔通往卡雅丽莎的哈拉雷分岔路了。我也随即跳上了救护车的后车厢，感觉体内的肾上腺素在直线升高，丝毫不记得自己已经值了超过12个小时的班。

科尼利厄斯开着救护车紧紧地跟随着前方的警车，表情显得十分严肃。而我则一把扯下挂在车里的大帆布背包，开始在锁柜里翻找着防火面具、静脉注射器等一切可能会用到的东西，然后把它们统统都挂在车内的担架下面。没错，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平日里接受的应急训练不就是为了这一刻而准备的吗？不过，说实话，训练是一回事，我可从来都没想到过自己真的会遇到这种情况。福尔斯湾的鱼谷旁边有一处低洼地带。因此，我猜想飞行员在发现飞机出现了故障，又无法飞回机场时，很有可能就是想要到那里实施紧急迫降。

你大概不会相信，那段路途在我的记忆里是多么的刻骨铭心。我隐约记得，车里的无线电接收设备不时会发出呲呲的响声，科尼利厄斯那双握着方向盘的手紧张得连指关节都发白了，空气中还飘荡着我那没来得及吃的鸡块套餐的气味。这听上去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像卡雅丽莎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救护车一般是很难进入的。但是这一次则不同。总部控制员达伦已经开始通过无线电和科尼利厄斯核对应急程序了。他告诫我们，一定要先等相关人员确保周围一切安全后，才可以开着救护车进入现场。在这种情况下，最要不得的便是盲目装英雄的鲁莽行为了。毕竟，谁也不想在参与营救行动的时候反而伤了自己，最后还得等其他的同伴前来营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