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同态复仇（第3/3页）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从表面上来看，这三起杀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三名死者分别死于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灾。然而，透过表面征象，仍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首先，凶手在作案时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并着意清除足迹。其次，因每次犯案时都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犯罪工具，例如保险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凶手疑似驾驶机动车辆前往犯罪现场。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质相同。在富民小区杀人案及富都华城纵火案中，凶手都曾用乙醚来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的黄色胶带束缚被害人的手脚。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学杀人案中，凶手用木棍敲击的方式使被害人丧失反抗，而在后两起案件中则使用了乙醚。这似乎表明凶手在系列作案中，对作案手段的风险及可靠系数进行反思，并有意升级，进而选择更有效、保险的手法。最后，凶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来完成杀人。从现场重建分析的情况来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将被害人彻底制服。此时，杀死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凶手甘愿冒着在现场停留时间过长，随时可能暴露罪行的风险，费时费力地安排了非常复杂的“仪式”来杀死对方。于是，魏明军被迫用自己的血当作墨水来解题以获得密码。姜维利重回“子宫”并溺死于“羊水”之中，以实现“就当你从未生过我”的狂言。在吴兆光身上，则几近完美地重现了侯永梅被烧死的整个过程。这种“仪式化”的现场传达出来的意义是，死者曾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最终都报应在自己的身上。以凶手的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他在现场进行的活动越多，留下痕迹物证的风险越大。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么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实现所谓“公平”的强烈意愿所致。换句话来说，单纯杀死三个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满足凶手的内心需要。置其于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标。然而，相对于死亡这一结果，凶手显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而且，通过这些极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仪式”，凶手一方面得到了某种情绪及心理的宣泄，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借此向整个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善恶有报。

尽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据与传统的并案侦查条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于主观推测，然而，在杨学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终还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张，并从市局及案发地所属的数个公安分局抽调人员，成立专案组。

三起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被统一整合，集中到专案组做分析处理，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侦查方向及范围。与此同时，方木也接受了一个任务：为凶手做心理画像。

简单地说，方木要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对凶手的动机、行为、目的及其心理特点进行相关分析，进而对凶手的相关属性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将为警方提供一份较为直观的嫌疑人特征描绘提纲，以便缩小排查范围，并预测新的犯罪可能性及其特点，在确定侦查方向的同时，也提出防范工作的重点。

在一般情况下，犯罪心理画像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现场勘查以及对被害人、现场感知人（例如目击者）的分析研究。从这三起案件来看，几乎不存在现场感知人。而且，凶手在现场留存的明态痕迹少之又少。然而，没有信息，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也能在某些方面说明嫌疑人的心理属性。

从现有情况来看，这项任务无疑是很艰巨的，而且，它的意义在于能够指明侦查方向。否则，一切侦查活动都只能是无的放矢。于是，专案组只给了方木五天时间。

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