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篇 百万案 第四章 儒商、狱医（第2/4页）

“多谢周大哥，我明白了。”

自从商以来，冯赛所见商人无数，最敬重的便是周长清。周长清本是个士子，曾考入太学，升至上舍。当时正逢当今天子重用蔡京，重兴新法。周长清见蔡京不但没有清除王安石新法中所存弊端，反倒变本加厉，更增其害，一味设法搜刮民财。国库倒是充裕不少，民间却备受其苦。周长清因此越言上书，直陈其弊。蔡京看到，被激怒，禁了周长清的殿试资格。周长清见大局已定，难以扭转，索性辞学，回到布衣之身。

周长清其实并不全然否定王安石新法，只是不赞同新法重富国甚于富民，因此才生出夺民之财、聚富于上的重重弊端。他也不全认同孟子所言的恒产恒心，孟子以为，有恒产才有恒心，而恒产则是农业。周长清则认为，士农工商，何者非恒？若天下皆农，器物谁治，物货怎通？更认定天下百业，商为关键。商人通南北，融东西，让天下百业互通有无、共增生路。

何况大宋财赋格局已大不同于前代，尤其自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以来，大宋商税收入已超过农税，农税只占三分之一，工商税收已占到三分之二。商业已是国家最重要利源。

孔子弟子中，周长清最仰慕子贡，子贡不但器识过人，才干卓绝，更有经商大才，他贸货理财，成为巨富。孔子弟子三千，论经时济世，莫过于子贡。

周长清辞学后，便效仿子贡，投身商业。他知道京城是天下财富融汇之地，而汴河则是咽喉要塞，因此，他一眼相中了十千脚店，这店紧邻汴河、直对虹桥，是东南商贾赴京第一落脚处。那时十千脚店不过是个小小客栈，生意只比其他家稍好一些。即便如此，当时这店典价也要两千贯。

周长清出身小农之家，并没有什么资财。不过他知道许多官员家有余财，大都用来买田置业，以求地租。当时一亩上田至少六贯钱，每年最多产二石麦，一石一贯，地租按对半算，一年最多得一贯钱。两千贯只能买三百多亩地，风调雨顺、无虫无灾的话，一年租钱三百贯。

而虹桥这一带往来客商长年不断，十千脚店一天哪怕只住十个人，一人吃住至少二百文，十人二贯，一个月六十贯，一年至少七百贯。而农税和商税相差并不大。

周长清先在这脚店外仔细观察了十来天，摸清、想透之后，便去寻他太学的那些同学，这些人大多已是官员。周长清并不是借钱，而是劝他们投钱合伙。他拨打算盘一一给他们算一年受益，答应每年给他们两倍于田租的分成。几百人中，大半都不信，但也说动了二十几个人，几贯、几十贯、上百贯，终于凑足了三千贯。两千贯用来典下那店，一千贯用来扩建。

两个月后，汴河最大、最显眼的客店便伫立于虹桥南头，商客沿汴河来京，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十千脚店店头那座系船缆的高大桩架，桩架前还有一根木桩，桩顶一只铜凤，只要有风，便随风旋转，熠熠耀目。

周长清为人慷慨重信，客店重新开业后，东南客商都爱住在他家，因此常常客满，比他之前估算的更加喜人。二十多年来，那些投钱在他店里的人，周长清每年年底都会封好红利钱，派人送上门去，从没有短缺过一个。

冯赛当年在家乡，认得一位归乡奔丧的官员，那官员正是周长清的太学同学，当初投了五十贯在十千脚店。他守服那三年，每年年底，周长清都要托江西的客商将二十贯红利钱捎送给那官员。二十年来，那五十贯已经生利四百贯。冯赛正是从这官员口中得知了周长清，来京后，便径直住到了十千脚店。

见到周长清，两三次言谈之后，冯赛发觉周长清比传闻中更加让人倾慕，周长清也对他另眼相看。

最让冯赛钦佩的是周长清的经商器局，他不像一般商人，眼中只见得到现利。他典下十千脚店，并不图这店本身所生的利润，而是看重店里往来的商客，每个商客都要带些货物来京城发卖，返程时又要带些回货，这才是无穷无尽之利源。

店开张之后，周长清便与京城牙行尽力交接，与许多牙人结成好友，客商来店里后，便不需四处寻找牙人和买家，住在店里，便有信得过的牙人来寻。因此，十千脚店虽然名为脚店，每日却有几十上百桩生意往还，周长清从中所得利润远远超过脚店住宿饭菜营收。冯赛加入汴京牙行，便是周长清引介。

周长清常说一句话“信为利之本，人利我自利”。他经商，事事都尽量先为人谋利。从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哪怕赔钱，也绝不反悔。冯赛多年亲眼目睹，这句话周长清的确始终奉行不疑，与他交易过的客商，大半都成为经年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