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第3/8页）

“所以警察没要你做笔录或者带你上警局？”

“没有。”

“你的话他们信吗？”

“怎么可能。我也没讲出个什么，因为卡普伦要我闭嘴。他们没把我带走是因为他们还没个案子可办，不过卡普伦说他们会想办法弄出个案子来的。他们还说不许我出城逍遥去，你说好笑不好笑？我老婆死了， 《邮报》上的头条写着：‘调查抢／命案死者的老公。’你说妈的我还能怎样？难不成还跑到蒙大拿去钓该死的鳟鱼不成？‘不许出城逍遥去。’你如果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垃圾，肯定会说现实中哪有人这样讲话。搞不好他们就是从电视学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他找我干吗。我没等多久。

“我打电话呢，”他说，“是因为卡普伦想雇个侦探。他说也许这两个家伙会在自家附近乱讲话，搞不好还跟朋友吹过牛，也许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凶。他说警察不会朝那个方向办，因为这会儿他们可是忙着要把黑锅盖到我头上。”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合法身份，说我没执照也不写报告。

“这无所谓，”他坚持道，“我跟卡普伦说，我想找个信得过的人，找个肯帮我出力的。其实他们根本兜不出个案子来办我，马修，不过这事儿拖得越久，于我就越加不利。我想赶紧澄清，我希望报纸登出消息，说全是那些个南美混混干的，跟我八竿子关系也打不着。你开个合理的价钱吧，我直接给你，如果你不爱支票的话，我就付现。你说怎么样？”

他想找个信得过的人。加罗林来的凯若琳难道没告诉他说我有多可信么？

结果我是怎么说的？我说可以。

我在杜·卡普伦位于法院路的办公室里跟汤米·蒂拉瑞和他的律师碰头，此处离布鲁克林的市政厅只有几条街。隔壁是一家黎巴嫩餐厅，转角是一家专卖中东进口商品的杂货铺，那旁边则是一家古董店，橡木家具和黄铜台灯以及床架都堆到店门口了。卡普伦的办公室装潢着镶木墙板，摆设着皮椅以及橡木档案柜。他的名字还有其他两名合伙人的名字都以古雅的黑色烫金字母漆在毛玻璃门上。卡普伦一身流行的保守打扮，穿了套三件式条纹西装，剪裁比我的要高档。汤米穿着他酒红色的外套以及灰色法兰绒长裤和便鞋。他蓝色眼睛的眼角以及嘴巴周遭透出压力。他的气色有点灰败。

“我们只是想要求你呢，”卡普伦说，“找到他们裤袋里的钥匙——海利拉和克鲁兹的——然后循线追踪到宾州火车站的置物柜，把锁打开，那个柜子里有把一英尺长的刀子，上头沾了他们的指纹和血。”

“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起来。“找到的话也无伤啊。唬你的啦，我们还没那么惨。警方只不过拿到两个拉丁小子前言不对后语的说辞，他们打从断了柳橙汁以后就麻烦惹个不停。不过警方手上确实有他们觉得能把汤米定罪的动机。”

“是什么？”

我边问边看着汤米，他别开了眼睛。卡普伦说：“婚外情、股票大赔，外加极度可疑的金钱动机。玛格丽特·蒂拉瑞七八个月以前继承到约莫二十五万的遗产。有个姑妈留了一百多万美金由四个人均分。警察根本没有注意他有多爱他老婆，何况又有多少老公不会乱搞呢？大伙都是怎么说的？——九个偷腥一个撒谎是吧？”

“蛮大的几率嘛。”

“其中一名杀手，安吉尔·海利拉，今年三四月在蒂拉瑞家打了点零工。春季大扫除。他从地下室和阁楼拖出一堆垃圾，做了不少苦工。照海利拉的说法，汤米就是透过这层关系找他打劫的。依常识判断，该说是海利拉和他的同伙克鲁兹就是透过这层关系知道了地形，以及屋里有什么、该怎么进去。”

“要抓汤米的小辫子看来是不容易。”

“没错，”卡普伦说，“问题是，如果真为了这个走上法庭，就算赢了官司也是输掉了下半辈子，众人都会记得你曾经因为被控杀妻上过法庭，就算无罪开释也没用啦。

“更何况，”他说，“天知道陪审团会往哪个方向判断。汤米的不在场证明说，抢劫案当时他和一名女子在一起，是个同事。光明正大得没话讲。不过天知道他们打算怎么想。有时候呢他们会打定主意不接受，会认定是女友帮着撒谎，甚至干脆一口咬定他是混账，竟然老婆被杀的时候还在外头胡搞。”

“你再这么讲下去，”汤米接口道，“我自个儿都要觉得有罪了，瞧你说得活灵活现的。”

“何况他本来就很难得到陪审团同情。汤米是个帅气的大个儿，打扮入时在酒馆里肯定人见人爱，可是跑到法庭就要人人喊打了是吧。他是股票业务员，讲起电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这就表示所有听过内线消息亏了几百块的，或者因为电话推销买了杂志的阿猫阿狗都会杀气腾腾地走进法庭找他算账。跟你说吧，妈的我们根本不想进法庭。法庭上我铁定会赢，这我清楚，再不济也可以赢得上诉吧，可谁想要这样啊？这个案子连个头都不该起，在他们往陪审团面前投递诉状以前我就要斩草除根把问题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