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第4/8页）

“所以你是希望我能——”

“尽量搜集信息啊，马修。找到所有可以让海利拉和克鲁兹信用扫地的证据。我不知道是否有东西可找，不过你当过警察现在又是私探，你总可以带着你的职业素养上街四处打听吧。”

我点点头。这我做得到。“可我不懂，”我说，“找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侦探不是方便多了吗？要我上他们的小店买罐啤酒我还可以，问题是我的西语段数离流利还远得很。”

卡普伦摇摇头。“建立私人关系可比只值一文的‘Me llamo Matteo Y como esta usted’（西语：我名叫马堤欧，你好吗）要值钱多多啦。”

“就是嘛，”汤米·蒂拉瑞说，“马修，我知道靠你准没错。”

我想跟他说靠我呢，我靠。我不知道自己能查出什么一般警察办案程序查不出来的东西。不过以我戴过多年警徽的资历，当然知道有人想把钱送上门的时候绝对不可推辞。收受款项我很自在。这人继承了二十五万美金，再加上他老婆保的不知多少险。如果他想四处散财，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收？

所以我就去到日落公园，在街上晃晃，到酒馆再晃晃。日落公园位于布鲁克林，就在该区的西沿，湾脊区之上，绿林公墓的西北。这些时日以来，这一带有许多棕石建筑一栋栋冒出来，很多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士都在改装老房子，把这儿弄得很有气质。然而多年前这段故事发生之时，这些年轻新贵可还没有发现日落公园。当时这个地段混居了拉丁美洲人以及斯堪地那维亚人，前者大半来自波多黎各，后者大多来自挪威；人口重心逐渐由欧洲倒向岛国人民，肤色由白转黑——而这个过程，在那之前已经进行了许多个世代，变化的脚步极其缓慢。

我跟海利拉的房东、克鲁兹的前任雇主以及他最近的女友之一聊了聊。我在酒吧和杂货铺的后头喝酒。我拜访当地警局，翻阅两名抢匪的犯案记录，和警察共饮咖啡，并且听闻到某些未曾列在档案里的故事。

我发现麦古利多·克鲁兹曾经在某个酒馆为了女人跟人打架，失手杀死对方。不过当时并没有人提出控诉。十几名目击者表示，是死者拿着破酒瓶追在克鲁兹后头跑。看来克鲁兹当时八成带了刀，但是好几名目击者都一口咬定，是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丢给他的，因此也没有足够证据以携带武器的罪名起诉他，更别说告他谋杀了。

我得知海利拉的三个小孩都和母亲住在波多黎各。他虽然离婚了，但却不愿娶现任女友，因为他觉得在上帝眼中他和前妻仍是连理。有钱的时候他会汇款过去。

我也听说了其他事情。当时觉得都是鸡毛蒜皮，如今也已完全淡出记忆，不过听时我做了记录，而且每隔个一两天我都会把我的收获报告给卡普伦。我说的话他好像都听得兴致勃勃。

收工睡觉以前，我绝无例外一定会先上阿姆斯特朗报到。有个晚上她在那里，凯若琳·曲珊，这回喝的是波本，脸庞因为长久累积的痛苦变得僵硬。她眨了一两次眼才认出我来。然后眼泪开始在她的眼角成形，她扬起了手背抹去眼泪。

我等她招手以后才走向她。她拍拍旁边的凳子，于是我便溜身而上。我点了波本加咖啡，并且请她喝了续杯。她已经醉得可以，不过你永远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拒绝下一杯。

她谈到汤米。他对她很好，她说。打电话啊，送花的。不过他不肯见她，因为这样看起来不妥——对一个新任鳏夫来说，对一个公开被控杀妻的男人来说。

“他送的花没附卡片，”她说，“他用公共电话打给我。这个婊子养的。”

比利把我叫到一旁。“我不想请她出去，”他说，“这么个好女人，气色却烂成那样。总之我觉得她是非走不可。你会送她回家吧？”

我说我会。

我把她带出那里，一辆出租车过来节省了我们一段路程。到了她家，我从她皮包里拿出钥匙打开锁。她往沙发一倒，四仰八叉半坐半躺了下来。我去上了个洗手间，等我回来时，她已经闭上了眼睛轻声打着呼噜。

我帮她褪下外套、鞋子，把她抱上床，为她拉松了衣服然后盖上毯子。如此这般搞得我累垮了。我在沙发坐了一下，几乎也要睡着。我猛力甩个头醒来，然后起身离去。

第二天我回到日落公园。我得知克鲁兹年轻时便爱惹是生非，他常跟邻家一帮小子呼啸前往城里，到格林威治村漫步游荡，搜找男同性恋痛揍一顿。他对同性恋极端恐惧，起因也许就是如常理所说的，害怕内心某个部分的自己。他必须借由惩罚他们以压住心里的恐慌。

“他还是不喜欢他们。”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一头光亮的黑发眼珠子浑浊，她喝的朗姆酒和橙子汁都是我付的钱。“他长得挺好，你知道，所以他们都会黏上他，可他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