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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拐弯向车站走去时，一眼瞥见了劳伦斯·雷丁的小屋。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周围没有别的房子。我观察到两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还有两个人向窗内窥视。这一天可够记者们忙的了。

“雷丁这个小伙子不错。”我说了一句，试探我的同伴会怎么反应。

这个时候，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连说话都成问题。但他还是气喘吁吁地说了一个词，我一时没听懂。

“危险。”当让他再重复一遍时，他喘着粗气说。

“危险？”

“非常危险。天真的姑娘们……不会蠢到……上这种人的当吧……总是跟女人混在一起……不好。”

从这些话中，我推断，村里唯一的年轻人没有逃过漂亮的格拉迪斯的眼睛。

“天哪！”斯通博士喊道，“火车！”

这时，我们已经快到火车站了，于是赶忙飞奔过去。从伦敦开来的火车停在站台上，开往伦敦方向的火车正在进站。

在售票处门口，我们撞到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我认出他就是马普尔小姐的外甥，刚下火车。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喜欢被人撞到。他以自己的平衡能力和超然物外的派头而自豪，毋庸置疑，粗俗的身体接触有损于这种仪态。他向后打了一个趔趄。我连忙道歉，然后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斯通博士爬上火车，我把他的行李递给他，这时，火车颇不情愿地颠簸了一下，启动了。

我向他挥了挥手，然后转身离开。雷蒙德·韦斯特已经走了，但我们当地一个药剂师刚好要去村子里。村里人叫他“智天使”，对于这个绰号，他欣然接受了。于是，我和他并肩而行。

“好险哪！”他说，“对了，案件审理得怎么样，克莱蒙特先生？”

我把裁决结果告诉了他。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也是这样。斯通博士要去哪儿？”

我把他告诉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没误了火车，真幸运。搞不清这条铁路上会发生什么。我告诉你，克莱蒙特先生，真是奇耻大辱。可耻，我说。我来这儿坐的那趟火车晚了十分钟。而且，星期六谈不上有什么车。星期三——不，星期四，对，是星期四——我记得就是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我本打算给铁路公司写一封措辞强硬的投诉信，结果发生了谋杀案，我就把这事给忘了。是的，上星期四。我参加了药学协会的一个会议。你知道六点五十分那趟车晚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整整半个小时！你怎么看这件事？晚到十分钟，我不介意。可是，如果火车七点二十分还不进站，七点半以前就别想回家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把这班火车定在六点五十分呢？”

“确实如此。”我急于摆脱他这番独白，这时，恰好看到劳伦斯·雷丁从马路对面向我们走过来。于是我以有话要和雷丁说为借口，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