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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说，杰克，我们得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她。这事我们来干，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在场，算是帮我们一把。要是情形不大好，恐怕你得留下来跟她待一会儿。你知道，也许她需要有个人陪着，行吗？”

“好的。”

“那就好，杰克。”

我们正往肖恩的家驶去，不是丹佛那间他跟四个警察合住的公寓——那只是为了方便他在城市居民登记册上登记为丹佛市居民。他的家在博尔德城，而他的妻子赖莉将会来应门。我知道，其实不需要谁来告诉她这个噩耗。只要打开门，看到我们三个站在那儿，而肖恩不在，她就会明白我们要告诉她的事情。任何一个警察的妻子都会明白。她们一辈子都在为这一天担惊受怕，为这一天做着心理准备。每一次听到敲门声，她们开门时都会猜想是不是死神的信使杵在那里。而这一次，是真的了。

“你知道，她看到我们就会明白的。”我对他们说。

“很有可能，”韦克斯勒说，“她们总是能明白。”

我意识到他们指望赖莉一开门就猜到真相，这会让他们的工作轻松点。

我垂下了头，下巴几乎抵到前胸，手指伸到眼镜下面揉捏鼻梁。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为自己撰写的那些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我在那些故事里展示着悲伤的场景和失去亲人的细节，我是那么竭尽全力地去发掘，只为了让一篇在报纸上占三十英寸版面的报道显得翔实而丰富。而现在，我变成了这个故事的素材之一。

这时我想起曾经给失去丈夫的女人和痛失爱子的父母打过去的那些电话，一股羞愧感涌上心头。我还给自杀的人的兄弟打过电话。是的，那些电话我都打了。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死亡是我未曾写过的，这些无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刺探他人痛苦的入侵者。

“您感觉如何？”记者惯用的这个句式总是担当采访的第一个提问。如果不便这么直截了当，就会把它精心伪装成表达同情和理解的措辞——事实上我并不抱有那份同情和理解。我因这份冷漠得到过一个教训：一道细长的白色疤痕从我的左侧脸颊直直延伸到胡须边缘。这是一个女人的订婚钻戒划伤的，她的未婚夫在布雷肯里奇附近的一场雪崩事故中遇难。我用那句古老的开场白提问，她反手一个耳光抽在我的脸上。那时我还是个刚入行的新手，还觉得自己挺委屈。现在，我将这道疤痕视为一枚勋章。

“请靠边停车，”我说，“我要吐了。”

韦克斯勒一个急刹车，将车驶进高速公路的应急停车道。车子在黑暗的冰面上有点打滑，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还没等车停稳，我就拼命地推门，可门把手完全不起作用。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一辆警用车，大多数时候，后座坐的都是嫌疑人或者囚犯，后车门装着由前座控制的安全锁。

“开门！”我努力从喉咙里挤出这句。

车子终于停稳了，同时韦克斯勒解除了安全锁。我打开车门，探身出去，吐在半融化的泥泞雪地上。我剧烈地呕吐了三次，肠子都快吐出来了。整整半分钟，我一动不动，等待着下一轮呕吐感，但是已经结束了。我的身体被清空了。我想到这辆车的后座是供嫌疑人或囚犯乘用的。我猜自己大概是把两项都占全了：没有尽到兄弟责任的嫌疑人和陷入自傲之笼的囚犯。至于判决，毫无疑问，将是终身监禁。

肠胃清空，就好像经历了一番肉体上的驱魔仪式，刚才的那些念头也随着身体的轻快悄然而逝。我小心地下了车，走到柏油路边。汽车一辆辆驶过，一簇簇尾气在二月的飞雪和车灯的映照中折射成一道道流动的彩虹。我们的车似乎停在某个牧场的边上，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儿。之前我并没有留意已经朝博尔德城开了多久。我摘下手套和眼镜，塞进大衣口袋里，随即弯腰扒开地面被污染的积雪，直到底下洁净的白雪显露出来。我掬起两捧冰冷洁净的雪，紧紧地捂在脸上揉搓，直到皮肤感到阵阵刺痛。

“你还好吧？”

圣路易斯从我身后赶上来，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跟那句“您感觉如何？”有什么区别？我没理会他。

“我们走吧。”我说。

我们回到车上，韦克斯勒一言不发，将车子驶回高速干道。我看到了一块去布鲁姆菲尔德的出口指示牌，这才知道已经开了一半路程。我在博尔德城长大，博尔德城与丹佛之间的三十英里路程，我跑过上千次，但此时这段路看起来是如此陌生，犹如他乡。

这时我才第一次想起父亲与母亲，想他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一定会坚忍自持，我觉得。他们总是这样处理所有的事情。他们从不花时间讨论，他们只是继续生活。他们曾经这样对待萨拉的死亡，而现在，他们也将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肖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