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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似乎打算给我留出更多的个人空间，她没有再跟我多做交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默默地为上班做准备。我没有吃早餐，只喝了一杯咖啡。

在前一天夜里，我考虑过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录像是否能洗脱艾莉森参与绑架事件的嫌疑，如果我还觉得她会如此残忍无情地折磨爱玛，那我肯定是疯了。然而，我得承认，这个视频也有造假的可能性。我估计她的身体之所以会不停地抽搐，是因为遭到了电击，但我并没有在视频中看到电池电瓶一类的东西。也许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用高科技伪造出来的，也或许这只是我自己在绝望中的期盼而已。因此，在判断妻子是否表里不一的这个方面，我依然一筹莫展。

无论如何，我都决定不告诉她这个视频的事情。我们俩有一个看到就够糟糕的了。

很快，我就逼着自己出门了。穿过车水马龙的汉普顿桥梁隧道之后，我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了内庭，到的时间比往常晚了一些。

史密斯夫人已经在办公桌前坐着了，跟平时一样，打扮得十分拘谨。我想起了赫伯·思里夫特和他的长焦镜头，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捕捉到罗兰·希曼斯与史密斯夫人私会的证据了。

“早上好，史密斯夫人。”我说。

“早上好，法官阁下。您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

她能看出来我昨晚没睡好？有这么明显吗？接着，我才突然记起，头天下午为了赶回家，我特地打电话到办公室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好多了，谢谢挂念。”我说，但我知道自己的脸色看起来应该不太好，“昨天这里一切还顺利吧？”

“嗯，已经基本回到正轨了，只有几家媒体还打了电话来。”

“看来他们终于明白了无可奉告就是无可奉告。”

“不过，今早有一通电话是找您的，”她说，“就是那个总打电话来的人，‘理性投机’的史蒂夫·波利蒂。”

“一样，还是无可奉告。”

“我对他说了无可奉告，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您知道他打过电话。”

“谢谢。”我说。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让我瞬间警醒起来。

“帕尔格拉夫案有一份新文件入档。”

“噢。”我说，其实我很想问，这回又怎么了？

“我已经把文件打出来了，”她说，“放在您的桌子上了。”

“谢谢。”我又说了一遍。

我慢悠悠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等门在身后关上以后，我便立刻快步横穿房间，径直走向办公桌，那份文件就放在桌面的正中央。这是一份由罗兰德·希曼斯代表丹尼·帕尔格拉夫提交的文件，当我看清文件标题时，差点儿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只见标题上写着：“撤换动议[1]”。

罗兰德·希曼斯想让我对这个案子放手。

这份动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我与本案有利益冲突，因为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是布雷克·富兰克林议员的主要经济赞助方。而富兰克林不只是我的“前雇主和亲密好友”（他本人曾公开亲口承认），而且还是“桑普森家孩子的教父”。

罗兰德·希曼斯怎么会知道这些？这已经不是普通人会知晓的信息了，自从“那起事件”发生之后，新闻媒体再也没做过相关报道了。就连我的法官任命听证会[2]上都没有提到这些，要知道，那种听证会可是能掘地三尺把各种相关情报都挖出来的。

我继续往下看。据希曼斯所言，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已累计贡献了“超过210万美元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竞选，其中既有直接赞助竞选委员会以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进行连届选举的资金，也有通过名为‘美国健康前瞻’的政治活动委员会间接赞助的资金，该委员会的管理者正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巴纳比·罗伯茨”。而且，巴纳比·罗伯茨也“以个人名义提供了超过15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开展竞选运动，这个金额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最高赞助金额”。

将这份文件中申诉的内容说得直白一些，那就是：阿波提根花天价收买了布雷克·富兰克林，就相当于我也受了他们的恩惠。

随文件提交的证据之一是一份扫描的剪报，内容是我们两个在募捐派对上被抓拍的那张交际感十足的照片，镜头中的我手里还拿着一个滑稽的香槟高脚杯。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看起来完全就像是在他身边溜须拍马的奉承者。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样证据。那是一张布雷克和巴纳比·罗伯茨一同进餐的照片。更奇怪的是，从美联社[3]在电讯中为这张照片配的文字说明来看，这是三周前的周五拍摄的。

那个时候，帕尔格拉夫案的诉状已经提交，这个案子也分派到我的法庭了。虽然我还不知情，但杰里米·弗里兰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那么，罗伯茨肯定也得到了消息，只是不知他当时是否了解我跟布雷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