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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确定艾莉森睡着之后，便给她盖上一条毯子，接着就悄悄地下床了。

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客房，连床罩都没掀就合衣躺下了。反正我不会睡觉，没必要把床单弄脏。我没有开灯，在黑暗中静静地等着，时刻准备迎接外面的枪声。

大约一小时后，我听到床头柜上传来了细微的声音，是手机振动了。我把手机拿起来，解锁了屏幕。收到了一条短信。发信人是艾莉森，或者得加个引号，“艾莉森”。因为真正的艾莉森正在隔壁睡觉。

短信上写着，不许再有警察来了。后面还附了一个视频文件。

我按下了播放键，心脏开始咚咚狂跳。在备受折磨的二十秒钟中，我焦急地等着视频加载。

开始播放了。

画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仿佛有人把镜头盖起来了一样。不过有声音。那是一种细细的呜咽声，虽然像是被捂住了嘴，但声音依然很尖。听起来就好像是一头受伤的小动物从喉咙里发出哀鸣。

接着，视频中的声音突然变大了，尖叫声中混杂着人类喃喃说话的声音。这时，我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小动物，而是我的爱玛。她正承受着痛苦，非常非常痛。

我把脸凑近手机，但什么都看不到。画面依然一片漆黑，只有我的女儿在发出痛苦的喊叫声。疼痛、恐惧，那是谁都不愿听到孩子发出的声音，更别提是自己的孩子了。

血液涌上了我的大脑，我已经拿不稳手机了。随着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我明白恐慌又一次袭来了，不，我不能倒下。

“噢，上帝啊，救救她吧！”我无声地哭泣着，“上帝啊！”

她的尖叫声逐渐消失了，又变成了先前的呜咽声。她到底怎么了？谁伤害了她？

新一轮折磨又开始了。爱玛的哭喊声越来越大，仿佛她已经预见到将要发生可怕的事情了。我能听到她在求饶：“不、不、不、不——”

然后，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那声音如此尖锐，一时之间，手机扬声器因无法负荷而发出了嗡鸣声。

突然，视频中出现了画面。可我只愿自己永远都不要看到这种画面。

镜头里拍的是爱玛。她躺在脏兮兮的油毡地板上，周围的环境看起来像是洗手间。她的四肢都被捆住了，脚踝和手腕被绑在了她身后，画面中拍不到。但是，绳子显然捆扎得非常紧，因为她那小小的身躯向后弯成了一个C的形状。她身上都湿透了，只穿了一条短裤。她全身都在颤抖，不，是抽搐。

她的脸上全是鲜血。她那被剃光头发的小脑袋躺在地板上，周围也有许多红色的血迹。她的头或者脸显然是受伤了，但是鲜血太多了，我根本就无法分辨伤口究竟在哪里。

她的嘴里也在流血，好像她咬到了舌头。可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目光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光看着这双眼睛，我都忍不住要尖声大叫了。

这时，视频结束了。屏幕上显示，这个视频的长度是三十八秒钟。而我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苍老了一百岁。

接下来的数个小时都在绝望中流逝而过，我已经无法理性地思考了。我没有再看那个视频，生怕它将我仅剩的一丝理智也吞噬掉。然而，视频的片段却不断地在我脑海里一遍遍回放。

凌晨两点左右，我来到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我迫切地想要给大脑灌输一些美好的画面，于是开始浏览以前的家庭照片：爱玛在好莱坞打扮成迪斯尼公主的模样；爱玛躺在我们家门前的河滩上，身上铺满了河泥；爱玛跟她妈妈一起烤松饼；爱玛穿着复活节的衣服准备去教堂，她对着镜头做鬼脸；爱玛在国会大厦前，那是我们家最近一次去华盛顿旅行时拍的。

最后，我点开了一个去年冬天拍摄的视频。

画面中，爱玛的羽绒服下穿了一层又一层，裹得严严实实的，她的胳膊都像企鹅一样从身体两侧向外张开了。她戴着一顶像小猫咪一样的针织帽，整个额头都被盖了起来。她面朝上，躺在一层薄薄的白雪上，雪下的草地还隐约可见。

“宝贝，你在干吗呢？”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发问。

作为回应，她开始欢快地手舞足蹈，拍打着地上的白雪。

“我是天使，爸爸！我是天使！”她唱着歌儿，声音清亮又纯真。

“当然啦，你就是我的天使。”我说。

她停下了动作：“爸爸，真的吗？”

“爱玛·格蕾丝·桑普森，你永远都是我的天使。”我对她郑重地保证，于是她又开始扑腾着手脚，像剪刀一样开开合合，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我把这段视频又放了一遍，再放一遍，眼含泪水地看着、看着。当我回到客房时，我满心希望自己能把这幸福的画面放在所有想法的最前面。但是，依然无济于事。她躺在那个洗手间地板上的场景立刻浮现了出来，就像一支毫不留情的敌军，不断地入侵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