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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车前往诺福克市的四十分钟里，我一直在心里反复练习着各种版本的说辞，以便在跟拜尔斯谈话时能用上。

然而，不管哪个版本，听上去都不怎么可信。无论如何，斯卡夫朗都该进监狱待上十几年才合理。他是有罪的，从他签订认罪协议的那一刻起，这就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且，无论是涉案毒品的重量，还是过往的犯罪历史，抑或其他判刑因素，全都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就连为他辩护的律师都建议法庭做出十二年监禁的判决。

我设想了谈话中有可能会出现的内容，但是，一想到拜尔斯会问我为什么要放过这样一个恶棍，我就无计可施了，估计只能是结结巴巴地顾左右而言他。这样一来，就彻底坐实了拜尔斯及其他人对我的怀疑：

我被人收买了。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解释一个法官为何会下令释放一名已经认罪的毒贩呢？

好吧，眼下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真相。但我不能对他和盘托出，否则将会引发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

到达沃尔特·E. 霍夫曼法院大楼时，我根本就没想好对策，只能一脸茫然地盯着这栋宏伟的灰色石灰岩建筑，这里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是联邦政府权力的象征。我走进大楼，拼命让自己表现得神色如常，努力回忆以前的情形，那时还没有人觉得我被收买，那时我以为自己的女儿放学后会平安回家。

联邦法院就像一个小小的星系，而联邦法官就像星星一样，时刻都被别人悄悄地关注着。多数有经验的法院职员，在法学院学习了两年多，接受了足够的法律教育，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判决，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一旦哪位法官做出了富有争议的判决，整个法院的职员就会议论纷纷。

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敢直接对法官提出意见。大家都只是在一旁悄悄地偷看法官，等他走远了，才开始窃窃私语。人人都在谈论你，可是却不对你说，把整个联邦法院搞得就像初中食堂一样。

我希望在这些流言蜚语中，能有一些为我辩护的声音。一直以来，我都用尽可能友善的态度对待法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无疑，有些法官根本不屑如此，他们觉得自己才是主角，其他人的工作都不重要，于是便天天戴着一张傲慢的面具，就像他们身上穿的法官袍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对此，我始终不太理解。在我看来，法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是打扫卫生的，还是下达判决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只是在司法工厂里共事的劳动者罢了。我们的职责都一样，那就是确保这条司法流水线能正常地运作。更进一步地说，在法律面前，我们人人平等。身为法官，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因此，我会对遇到的所有同事微笑，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并且对他们足够了解，就像他们了解我一样。比如，我可以告诉你，本·加德纳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法院警务人员，在过去大概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法院员工通道处站岗。他是阿拉巴马大学橄榄球队的铁杆儿粉丝。我认识海克特·鲁伊斯，他是一个性格急躁、容易激动的看门人，平时也负责清洁地板。最近，他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的女儿考上了法学院。我还知道蒂卡·琼斯，她在中心文员办公室工作，喜爱人们夸奖她的发型，因为她总是在理发店花上数个小时来鼓捣头发，时而编成辫子，时而接上新发。

也许这些友谊有点儿肤浅，但如今会不会发挥一些小小的作用呢？他们会为我说话吗？还是也跟别人一样在背后怀疑我？

单单走进大门问个好，就已经让我觉得很负担了。对本·加德纳说完第一句“早上好”之后，我差点儿就落荒而逃。这样强颜欢笑地跟他谈论阿拉巴马队的后防线，让我觉得对不起爱玛。可是，不知为何，我竟然能保持着这幅假象，故作镇定地通过安检，上了电梯，最终来到内庭的大门前。

我的直属工作人员有五个，他们负责的工作内容互有交叉。因此，每当遇到什么事情，他们总是会团结协作、一起处理，就像集群的鲱鱼[1]一样：虽然是许多个体，但目标一致、共同前进。通常，他们都会轻松和谐地一起工作。可今天，我估计他们肯定是如坐针毡。尽管我免遭流言蜚语的正面攻击，但所有的质疑和闲话肯定都冲着他们去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做出最勇敢的表情，然后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我要让他们觉得我看起来很自信，并没有受到闲言碎语的影响。

“早上好，诸位，早上好。”点头，微笑。

“我很好，谢谢。你呢？”微笑，点头。

“稍等，我要先打个电话，二十分钟之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