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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他一会儿,他似乎玩儿得很满足。

“我爱你,儿子。”

“我也爱你,爸爸。”

我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暂时也没法奢求更多。于是便返回厨房,端过艾莉森给我留的早饭,在餐桌边坐下。

“我已经给我的学校打过电话了,”艾莉森一边擦着厨房的柜子,一边说,“咱们俩得有一个人陪着萨姆,你显然是不行。我跟学校说要休一次长假。我不想以生病为借口,天天打电话临时请假。毕竟,他们也得计划一下,我不在的时候,要如何分配工作。”

“好。”我说。

“我还给孩子们的学校也打了电话,说双胞胎生病还没好。靠这个借口,至少能撑过这周。下周一,我再给他们打电话,就说我们打算自己在家教孩子学习。要想不引起怀疑,恐怕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我们不能让萨姆一个人去上学。”

“嗯,没错。”我说。

“还有,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有一家位于威廉斯堡[2]的实验室可以帮我们做DNA和指纹鉴定。如果我们肯多付点儿钱,他们能做加急鉴定,大约三周内就能收到结果。我打算把贾斯蒂娜的一些私人物品寄过去,让他们帮忙跟纸箱里的东西比对一下。当然,我只给他们信封、三明治包装袋之类的东西,绝不会让他们发现端倪。也许这么做根本没用,但是如果能做点儿什么,我会觉得好过一些。”

她勉强对我微笑了一下。这时,我才发现,她逼着自己做了多少事情。起床、做早饭、查找DNA鉴定的实验室,她之所以能在狂风暴雨中迎头而上,并非因为她已经不屈不挠地振作了起来,而是因为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强迫自己前进。

“你今天早上到底几点起床的?”我问。

“噢,我晚上几乎没睡。”说完,她就转移了话题,“那些关于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网站上说,要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按照上面的说法,其实我们应该送萨姆回去上学。既然现在不行,我们就得带他参加一些别的有益活动作为代替,比如出去玩儿、骑单车之类的。我打算今天带他去生物博物馆。”

弗吉尼亚州生物博物馆[3]就在附近的纽波特纽斯,那里有许多小动物,足以让孩子们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不过,动物的数量毕竟有限,一旦全看遍了,就没那么有趣了。

“这主意不错。”

“凯伦和珍妮会陪我们一起去。”

“好。”我说。

珍妮弗在医院上班,轮班制度跟一般的工作不同,而凯伦是家庭主妇,因此她们都有时间。对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感激。艾莉森需要她们的陪伴。而且,能跟妈妈和姨妈们一起出去玩儿,萨姆也肯定很高兴。

“那我准备准备就出门了,”她说,“晚上见。”

她走过来,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脸,然后就上楼了。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薄饼,一边忙着看手机,浏览昨天下午我突然消失后发来的邮件。前几封倒是无关紧要,可以暂时略过。突然,屏幕上闪过了一封邮件,显示发件人是约翰·E. 拜尔斯,关系亲近的朋友都叫他“杰布”。杰布·拜尔斯是里士满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联邦法院不是普通的公司企业,当然是不存在什么上司和老板的。然而,假如用这类概念打个比方的话,那么他就是我上司的上司。

据我所知,拜尔斯出身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古老的望族,家中子弟几乎个个都有出息,不是地位显赫的公务员,就是家财万贯的企业家,要么也是寄宿学校的正校长。生在这样的家族,如果不做出一点儿显著的成就,都觉得无地自容。

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但是他基本没有给我发过邮件。这封邮件的标题是“谈话”。还没打开,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桑普森法官,”内容写道,“关于‘美国诉斯卡夫朗案’,我想跟您谈谈。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今天。不知您何时有空?”最后落款写的是:“杰布。”

焦灼感瞬间扑面而来。一般来说,法官们不会互相谈论彼此的判决意见,就算对方的判决下得再荒唐,也不会过问。没错,拜尔斯法官可以通过三人合议庭[4]推翻我在“美国诉斯卡夫朗案”中所做的判决,但是他无须事先征求我的意见。

那么,他为何要跟我谈这个案子?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跟1980年颁布的《司法行为规范与失职处理法案》[5]有关。该法案规定了对失职法官的处理办法,其中提到,所有对司法不端的投诉都需送交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自从该法案颁布后,大部分投诉都来自判了刑的重罪犯或愤愤不平的律师,前者主要是趁此机会发挥想象力来一次虚假指控的报复,后者主要是由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判决结果而不满。首席法官在收到此类投诉后,通常会迅速加以驳回,并不对当事法官采取任何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