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塔克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叙述

前言

几个月前，我在南海和其他地区经过一系列的历险之后——关于历险的故事我将在下面讲述——回到美国，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偶遇了几位先生，他们对我在周游之地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不断地敦促我把这段叙述公之于众。然而，我出于几条理由，拒绝这样做，其中有一些完全是隐私，与他人完全无关，还有一些就不是这样了。我不愿发表这些叙述的考虑之一是，我在外出的大部分时间都因为心不在焉而没有记日记，因此担心仅凭记忆无法写得连贯详细，无法使它显出本应具有的真实性，不免具有夸张的笔调，而当我们在详细陈述那些能强有力地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的事件时，有些夸张是自然而难免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叙述的事件十分令人惊诧，而我的叙述又缺乏必要的事实佐证(除了一个目击证人，而他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统)，除了家庭成员和几位根据生活经验有理由相信我在讲真话的朋友之外，我无法指望其他人能对此信以为真。公众完全可能认为我所说的不过是厚颜无耻和编排精巧的虚构。然而，让我始终未能听从那几位先生提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写出好的东西。

对我的陈述表示出极大兴趣——特别是关于在南极洋的那部分经历——的几位弗吉尼亚朋友中间，有一位名叫坡的先生。他是《南方文学信使》的前任编辑，那是一份月刊，由在里士满市的托马斯·W·怀特先生出版。坡先生极力劝说我立刻把我的所见所历完整地写下来，让公众凭精明和常识自己去做判断。他言之凿凿地坚持说，无论仅就作者来说，我的书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粗鲁批评，但作品的粗糙——如果有什么粗糙之处的话——恰好更能使其内容赢得读者的信任。

尽管有他这一席话，我还是没拿定主意照他的意思办。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再提此事)建议说，我何不让他来执笔，用他的文字来叙述我的前半部分探险经历，根据我本人口述的事实，在《南方文学信使》上以虚构小说的名义发表。对此，我想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便表示同意，只提了一个条件，即在故事中隐瞒我的真名。结果，这部托伪的虚构小说在一月和二月号(1837年)的《信使》上刊载了两部分，同时，为使它的确看上去像是小说，杂志目录页上该作品之后印着坡先生的名字。

这一计谋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最终诱使我定期将冒险经历写出来发表，因为我发现，尽管登在《信使》上的那部分叙述被坡先生十分聪明地裹在了虚构小说的形式中(但其中的事实一点都没有改动)，公众仍然不愿意把它当小说来接受，有几个人甚至写信给坡先生，明确表示了正好相反的断言。于是我相信，我讲述的那些情况也许具有真实可靠的特点，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担心公众会对此持怀疑态度了。

这样一番开场白说过之后，各位立刻能明白下面的叙述中有多少是我自己写的了。还要声明的是，坡先生写的开头几页中所陈述的事实完全正确。即使是没有读过《信使》的读者，我似乎也不必指出坡先生写到哪里为止，我又是从哪里开始接着写的。写作风格的不同一眼就知。

A·G·皮姆

1838年7月于纽约

第一章

我叫亚瑟·戈登·皮姆。父亲是南塔克特一位受人尊敬的做海产贸易的商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的外祖父是位颇为成功的代理人。他干什么都运气极好，在以前被称为埃德加顿新银行的股票投机上大大地赚了一笔。靠买卖股票和其他一些途径，他积聚了很大的一笔钱。我觉得，这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就是我，我也期望在他死后能继承他的大部分遗产。我六岁时，他就把我送到利克兹老先生的学校去。那位老先生只有一条胳膊，脾气还特别的古怪——凡是来过新贝德福德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我在他的学校里一直呆到十六岁，然后去了山坡上E·罗纳尔德先生的学院。在那里，我结识了巴纳德船长的儿子。船长通常受雇于劳埃德和布兰登堡公司开船出海，他在新贝德福德也很有名气，我肯定他在新埃德加顿一定有许多关系。他的儿子叫奥古斯特，差不多比我大两岁。他曾随父亲上了约翰·唐纳逊号船去捕鲸，还经常对我说起自己在南太平洋的种种历险。我经常和他一起回家，整天和他一起呆着，有时候还整夜在一起。我们躺在一张床上，他总是给我讲提尼安岛上土著人的故事，以及他旅行中在其他地方的见闻，让我整夜睡不着觉，直到天微微发亮。最后，我实在无法克制对他所讲的故事的兴趣，一点一点地，我产生了要出海的强烈愿望。我有一条帆船，名叫“爱利尔”，大约值75美元。帆船上有半个舱面，或者说有一间小舱，用单桅帆船的方式操纵——我忘了它的承重量是多少，不过船上装十个人也还不嫌拥挤。我们经常划着这条船去干一些疯狂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我居然还活着，可真是莫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