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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死?”哈利问。

“他们到了以后,我们甚至都懒得去记他们的名字,记了又有什么用?虽然很难明白为什么,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我们这些老鸟都已经摸清了战局会如何发展,志愿军还是不断拥入东部前线。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去拯救挪威的,真是可怜。”

“我知道,到了一九四四年,你已经不在那里了?”

“没错,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那天我叛逃了。我两次背叛了我的国家。”辛德微微一笑,“结果两次都进了错误的阵营。”

“你替苏联人打仗?”

“可以这样说。我是战俘,战俘会被活活饿死。一天早上,他们用德语问,有没有人懂得无线电作业。我有个粗略的概念,所以举起了手。原来有一个军团的电信兵死光了,一个也不剩!隔天我就负责操作战地电话,那时我们在爱沙尼亚进攻我曾经的战友,就在纳尔瓦附近……”

辛德双手捧起马克杯。

“我趴在一个小山丘上,观察苏联士兵进攻德军机枪哨,他们几乎被德军扫射殆尽。一百二十五个官兵和四匹马的尸体全都堆在地上,最后,德军机枪终于过热打不动了,剩下的人就用刺刀把德国士兵杀了,好节省子弹。从开始进攻到结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就死了一百二十几个人。然后,他们会继续进攻下一个机枪掩体,重复同样的攻击。”

哈利看见辛德手中的马克杯微微颤动。

“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而且是为了我不相信的理念而死。我不相信斯大林,也不相信希特勒。”

“既然你不相信,当初为什么要去东部前线?”

“那时候我十八岁,是在偏远的古布兰斯达长大的,那里有个规矩,我们只能见附近的邻居,不能见别人。我们不看报,也没有书,我什么都不懂。我所了解的政治都是我爸告诉我的。我们的家族只剩我们一家人,其他人在二十年代都移民到美国去了。我的父母和两边农田的邻居都是吉斯林的支持者,也都是国家集会党党员。我有两个哥哥,不管什么事我都向他们看齐。他们都是希登组织的成员,是穿制服的政治激进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替组织在家乡招募年轻人,否则他们自己就得上前线。至少这是他们告诉我的。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工作是招募告密者。但为时已晚,我已经准备上前线了。”

“所以说你是在前线改变信仰的?”

“我不会称之为改变信仰。大部分志愿军心里想的主要是挪威,很少想到政治。我的转折点是我发现自己在替别的国家卖命。事实就这么简单,而且替苏联打仗也不会更好。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在塔林的码头执行卸货任务,想办法溜到瑞典红十字组织的船上,把自己埋在煤堆里,藏了三天,以致我一氧化碳中毒,不过后来我在斯德哥尔摩康复。然后,我从斯德哥尔摩一路走到挪威边境,独自越过边境。那时候是七月。”

“为什么你独自越过边境?”

“我联络的几个瑞典人都不相信我,我的故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反正没关系,我也谁都不信。”辛德再次大笑,“所以我低调行事,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越过边境简直就像小孩过家家。相信我,在战争时期要从瑞典越过边境到挪威,危险性比在列宁格勒低头捡口粮小太多了。要加点咖啡吗?”

“谢谢。你为什么不留在瑞典?”

“问得好。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辛德顺了顺头上的稀疏白发,“我心里充满复仇的念头。那时我很年轻,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对正义的概念会有一种错觉,认为那是人生下来就拥有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在东部前线,内心有很多冲突,有很多人认为我的行为坏透了。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我发誓要报复那些在家乡向我灌输谎言的人,他们害这么多人白白牺牲性命。我也要替自己被糟蹋的人生复仇,那时我以为我的人生再也无法完整地拼凑回去了。我一心只想找那些真正背叛挪威的人算账。现在的心理医生可能会诊断为战争后遗症,会立刻把我关起来。所以我前往奥斯陆,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也没有地方可以住,身上带着的证明文件只能证明我是逃兵,会被当场枪毙。我搭货车抵达奥斯陆那天,去了诺玛迦区。我睡在云杉树下,只吃莓果充饥,过了三天就被他们发现了。”

“被抵抗军的人发现?”

“尤尔说,后来的事他都跟你说了。”

“对。”哈利不安地玩弄马克杯,他无法理解那起逆伦事件,见了辛德本人之后也并没有帮他理解此事。自从哈利见到辛德站在门口,微笑着跟他握手之后,逆伦事件的阴影就一直在哈利脑海中萦绕不去。这人杀了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