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如果那样干的话,这世上还会有美丽的事物吗?”丹齐尔·坎特科特问。

“别跟我谈什么美丽!”彼得·克劳说,就好像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一样。“我只想看到事实。”

丹齐尔没有把事实罗列给克劳,他手里恰好没有这种东西。

丹齐尔·坎特科特站在他房东的小店里抽烟,不断向周围混杂的空气喷吐出形状各异、气息宜人的烟雾。克劳正蹲在离丹齐尔不远的地方补鞋,他一边忙着自己的活计,一边和房客说着话。他个子不高,脑袋却很大,眼里总是充满了感伤的神情。另外,他的气色也不是很好。此时他的腰间系了一条油腻的围裙。丹齐尔穿着一件毛领的厚棉衣,冬天他在公众场合总会穿上这件衣服。一回到家里,他马上就会脱掉这件棉衣,身上只留下一件衬衫。克劳是一个思想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自己总会想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新点子。他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好像是想让大脑离现实社会更近一点一样。他经常会为自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感到自豪。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点小毛病或是某一方面的嗜好,克劳在自豪的同时也会因自己的不合群而感到有些孤独。他崇尚素食主义,不相信任何宗教,推崇共和制度,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吸烟。对他来说,肉食是禁忌的,酒精是禁忌的,宗教是禁忌的,君主制是禁忌的,烟草更是禁忌。“只有像我这样的普通男人才有可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普通男人”就变成了克劳的外号。当星期天早晨他站在自己小店对面的高地上宣讲君主、教士和肉排的罪恶时,“普通男人”的口号声就会有节奏地在演讲间歇时从听众中响起。“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像剑一样刺穿了政客们用精美的逻辑编织成的蛛网,以近乎嘲笑的手段揭穿了挂在他们脸上的面具。每当克劳周末下午去维多利亚公园小憩时,“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总会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论者打得溃不成军。克劳对《圣经》的理解比大多数牧师都深得多,他的口袋里总放着本微缩版的《圣经》,他在《圣经》中相互矛盾的地方还特意折了角。比如说,一件事情在《旧约·耶里米书》的第二章是这样说的,而到了《新约·哥林多前书》却又反过来讲了。也许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但到了克劳这里,他就会把“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搬出来和你较真。克劳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研究《圣经》中互相矛盾的内容上面。发现《圣经》中的矛盾带给他比那些热衷于斗鸡的人的兴奋劲还多几倍的快感。克劳超自然的哲学观使他在周日早间的集会上赢得了信徒们疯狂的拥戴,同时也狠狠地打击了他的那些对手。比如说,他第一个发现了“神是无法运动的”这条道理,因为《圣经》上说“神无处不在”。既然神的身体已经充满了宇宙,他又能运动到哪里去呢?另外他还率先发现了一个令神职人员头疼不已的事实:当住在北半球的伦敦和住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两位教士同时死去的时候,按理说他们应该一起进入天堂。但事实上,他们升天的方向却截然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没有一丝一毫相遇的可能。那么,他们是如何进入天堂的呢?抑或根本没有那样一处地方?这时大家的耳边又响起了克劳念经似的声音:“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

我们总会为自己留一些想象空间,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对未知和谬误无法遏制的兴趣。如果哈里特不着急的话,甚至哈里都会花上五分钟时间研究投机性质很浓重的神学。

彼得·克劳不会为家里有丹齐尔·坎特科特这样一个房客而感到不快,尽管坎特科特不谙世事,但至少生活态度还算不错。彼得·克劳对丹齐尔·坎特科特只有一个满意的地方——为此他对坎特科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意。当他和坎特科特讨论现实的时候(他每天平均会和坎特科特聊上两次)往往什么也讨论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他知道坎特科特是个诗人。

他又自顾自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追求美,而对于老百姓来讲,现实生活中面对的问题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大部分人只看眼前,你们这些诗人就靠边站吧!我们想要的是真实而又有用的东西,判断它的唯一标准是这件东西是否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好处。事物能否存在,能否长久皆应遵循这个标准。”

“有益于社会!”丹齐尔学着克劳的腔调讥讽道,“什么叫有益于社会?个性是最重要的,必须把伟人列在老百姓之前。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伟人了。没有伟人,何来艺术?没有艺术的生活难免会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