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2/3页）

验尸官：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麻烦会引起他短暂的情绪低落？

证人：这我可不知道。我想至少他的经济情况应该没有问题。

验尸官：他和布伦特小姐吵过架吗？

证人：我能负责任地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验尸官：他是不是个左撇子？

证人：当然不是，他也不是那种两只手都同样灵活的人。

陪审员之一：叔本华是不是由“自由思想出版协会”负责发行著作的异教徒作家之一？

证人：我不知道他的书是谁印的。

陪审员之一（一个矮小而粗犷的苏格兰杂货商，名叫山迪·桑德森，他是弓区保守党协会的执事）：先生，别跟我们支支吾吾的，你说的那个叔本华是不是在科学讲堂发表演说的无神论者？

证人：不，他是个外国作家（桑德森先生听到这一点感到非常庆幸），他认为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陪审员：你对你朋友这样一个教徒阅读这类大逆不道的作品是不是特别惊讶？

证人：死者什么书都读。叔本华写了许多哲学著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也许你应该找本他的书来读一读。（笑声）

陪审员：那种书我碰都不会碰一下。那种东西全都该烧掉。还有那个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书——那叫什么？那也叫哲……学吗？

证人：不，她的著作是关于通神学方面的。

列车工人协会的秘书阿兰·史密斯说，死者在遇害前一天曾经跟他有过一次面谈，满怀激情地谈到了对运动前景的看法，另外还开了一张十几尼的支票送给列车工会。死者许诺自己会在第二天早晨的会议上发言。

苏格兰场刑侦队的爱德华·温普先生说，自己并没有在所有收集到的信件和报纸上获得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这些东西稍后都会交还给死者的家属。刑侦队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谜题的途径。

验尸官最后对目前所收集的证据做了个总结。“先生们，”他说，“虽然现在我们得到的证据非常少，但我们还是要侦破这件扑朔迷离的案件。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二月四日周二的早晨，在格罗弗街十一号进行租房业务的达普顿太太费尽全力也无法叫醒租住了整个二楼的房客。达普顿太太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把住在街对面的乔治·格罗德曼先生找了过来。想必大家都了解格罗德曼先生的威名，此案中他那清晰而又严谨的证词对我们帮助很大。格罗德曼先生撞开了门，他们发现死者躺在床上，喉咙被割破了。据格罗德曼先生判断，死者没死多久。他们在房间里没有找到凶器，没有找到行凶的人，而且那间密闭的房间当天也不可能有人进出。医学调查显示伤口不可能是死者本人弄出来的。但先生们，这事只能有两种解释。伤口要么是别人弄出来的，要么是死者本人造成的。接下来我将分别对这两种可能进行阐述。首先，死者是不是自杀的呢？证词上说死者双手垂放在脑后躺在床上，伤口从右至左横贯喉咙，最后终结在左手拇指的一处刀口上。如果伤口是死者本人弄出来的，那他一定是用右手做的，同时左手还必须一直处在头部的下方。这种姿势既不自然，而且特别奇怪。更重要的是，如果死者是用右手割的，他应该是从左向右移动。照常理不太可能别扭地使用右手，除非他有意想引起别人的困惑。如果继续推想下去的话，死者去世的时候右手应该处于头部下方，因为据罗宾逊医生判断死者几乎是在瞬间毙命的。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死者不可能有时间摆出那样的姿势。伤口也有可能是死者用左手造成的，不过别忘了死者惯用右手。另外，我们在房间里没有找到任何可能造成伤口的凶器，这一点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之前的那些医学调查。警方对可能藏匿剃刀或其他凶器的地方做了彻底的搜查，比如说毯子、床垫、枕头以及窗下的街道上。但当我们设想行凶者有可能会在哪里藏匿武器时，必须考虑到死者是在瞬间内死亡的事实，同时地板上还没有发现一滴血。最后，凶器很可能是一把剃刀，但死者从来不剃胡子，也从没听人提起过他会有这种东西。在罗列了上述这些事实以后，我想，依据警方和医学方面的证据，我们会马上放弃自杀这种可能性。另外，我们可以暂时试着不管案件的物质层面，而毫无偏见地去审视其精神层面。死者有没有理由轻生呢？他年轻，不缺钱，在社会上很有威望。他待人诚恳，同样也受到许多人的爱戴。人生的美好画卷才刚刚在他面前展开。他没有什么恶习。生活朴素、情操高尚、行为尊贵是他严格遵行的三大守则。如果他有野心的话，很容易就能弄到一个公职。他是一个坚定、坦荡、无私的演说家，总是把眼光投向未来——他总是在想怎样才能让同胞生活得更好。只要有人提出了正当的要求，他总是会把金钱和时间用在对方的身上。如果这样一个人都会想到自杀，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性可言呢？当然，我们在证据中也发现了他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时候他会非常消沉——我们中间又有谁不是这样呢？但他消沉的时刻总会很快过去。不管怎么说，死前的那天他是非常快乐的，不过有点牙疼罢了。既然他没怎么抱怨，就说明牙疼并不是那么严重。当然，那天晚上也有可能牙疼得越发厉害了。我们也不能忽略劳累过度的可能性，也许这导致了他精神高度紧张。他工作勤奋，从不会在七点半以后起床，一天所干的活要比那些所谓的‘工人领袖’多得多。他不仅宣讲知识，书写标语，而且还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这些都有可能加剧他的精神紧张。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证人都能证明死者非常期待参加十二月四日与铁路工人的集会，全情投入于这项运动中。难道他会在这样一次集会的前夜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如果他这样自杀的话，难道不会留下类似遗嘱或最后心愿的信件或便条吗？至少温普先生没有发现这样的东西。他又有什么必要去藏匿凶器呢？唯一可能让我们引起警觉的是他那天除了像平时一样锁了门，还特地把门上的闩也封死了，但仅就这一点而言，并不能让我们做出任何判断。单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物质方面看，则更不像是自杀。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考虑，这个案子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死者是自杀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