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六月十九日星期五，多拉到达图雷尔的那一天，午饭后所有女人都被集中在兵营的操场上。三个德国军官在场。命令十八到四十二岁的犹太女子背过身去排成一排。其中一名德国军官已有完整的名单，给她们逐一点名。其他人回房间。六十六个女人和其他同伴分开，被关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没有一张床，没有一把椅子，她们被隔离了三天，看守们守在门口。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凌晨五点，大巴车把她们送到德朗西集中营。就在当日，她们坐上流亡的列车，人数不止九百。这是首批从法国送往集中营的人中有女人的。威胁就盘旋在头顶，但人们不太清楚如何去命名，有那么一时半刻，人们甚至忘了这种威胁的存在，但对图雷尔的犹太人而言却越来越清晰。在多拉被监禁的头三天，她就生活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星期一早上，当天还没亮，她透过关着的窗户，和被关押的所有同伴一样，看着六十六名女子离开。

一个警察局的公务员在六月十八日或六月十九日颁布了把多拉·布吕代送去图雷尔兵营的命令。这是发生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还是在杰弗尔码头12号的保护儿童处？这份遣送命令一式两份交给囚车的押运人，盖了章并签了字。在签字的时候，这名公务员有没有意识到他这个动作的意义？说到底，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签名，此外，女孩被送去的当地警署还有一种委婉、让人安心的称呼：“住所。监管中心。”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凌晨五点离开，多拉在上周四到图雷尔时照过面的那群女子当中，我可以确定其中几个人的身份。

克罗黛特·布罗什当时三十二岁。她是在去福煦路盖世太保总部探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被捕的丈夫的消息时被捕的。她是极少数被送去集中营后生还的人。

约赛特·德利玛尔二十一岁。克罗黛特·布罗什在警察局的拘留所认识了她，之后两人在当天被送去图雷尔关押。据克罗黛特的见证，约赛特·德利玛尔“在战前就生活艰难，没有幸福的回忆可以让她从中汲取力量。她完全崩溃了。我尽我所能去安慰她[……]。当我们被带到寝室、开始分配床位的时候，我坚持要求不要把我们分开。我们一直到奥斯维辛都没有分开，但很快斑疹伤寒把她带走了”。这就是我对约赛特·德利玛尔的一点点认识。我多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

塔玛拉·依赛尔里。她当时二十四岁。医学院学生。她是在克吕尼地铁站被捕的，原因是在“大卫星下面佩戴法国国旗”。从后来找到的身份证上得知，她住在圣克鲁的布藏瓦尔路10号。她有一张鹅蛋脸，淡栗色的金发，黑色的眼睛。

伊达·勒维娜。二十九岁。留下几封她写给家人的信，在拘留所写的，之后是在图雷尔的兵营。她把最后一封信从巴尔—勒杜克火车站的列车上扔下来，铁路工把信寄掉了。她在信中说：“我在前往一个未知的地方，但我给你们写信时乘坐的列车是向东开的：或许我们会去很远的地方……”

艾娜。我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十九岁。她是因为和男友入室盗窃抢了十五万法郎现金和首饰被捕的。或许她梦想能用这笔钱离开法国，逃脱压抑和充满威胁的生活。她被带到轻罪法庭。因为偷盗她被判了刑。因为她是犹太人，人们没有把她关到普通监狱，而是关在图雷尔。我对她的偷盗行为充满了同情。我父亲和同伙在一九四二年也偷过位于大军路的SKF公司的滚珠轴承仓库，他们把赃物装在卡车上，运到奥什路的黑市去倒卖。德国人的条例、维希政府的法令、报刊文章都把他们当作害群之马和不法分子，于是他们为了生存开始亡命天涯。这是他们的光荣。我也因为这个热爱他们。

我对艾娜的了解除此之外微乎其微：她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在波兰的普鲁什库夫，住在奥伯坎普夫路142号，和她一样，这是一条我常常走的坡道。

阿奈特·泽尔芒。让·若西翁。一九四二年，人们常常看到他们俩在花神咖啡馆。他们在自由区躲了一阵子。之后不幸降临到他们头上。在一个盖世太保军官写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一点他们的信息：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

我得知法国侨民（雅利安人）让·若西翁，哲学系大学生，二十四岁，住在巴黎，想在圣灵降临节期间娶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出生在南锡的犹太女子安娜·玛尔卡—泽尔芒为妻。

若西翁的父母千方百计想阻止他们结合，但他们

没有成功。

我于是作为预防手段，下令逮捕犹太女子泽尔芒并把她送去图雷尔兵营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