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现在我可以肯定了：维尔库是在我们第一次遇见尼尔夫妇以后出现的。这个事件发生在此后的第二个星期里。我们还没有和尼尔夫妇再次见面。在给他们打通电话，他们约我们见面之前，有十几天过去了。

“事件”，这个字眼用在这儿仍然不合适。我们本该料到维尔库迟早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阳光灿烂的早上，我们总是到阿尔萨斯·洛林公园里靠近滑梯和秋千的长凳上去看报。至少在那儿我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作为午餐，我们就到法兰西街的咖啡馆去买三明治。然后乘汽车去西米叶或者海港，再不然去圆形剧场的草地上或是尼斯老城区的街道上散步。下午五点，我们到法兰西街去买几本旧侦探小说。因为实在没有勇气回到圣安娜公寓，我们的脚步便常常在海滨大道上徘徊逗留。

从咖啡馆的大玻璃窗望过去，马塞纳博物馆花园的铁门和棕榈树映着碧空。天空时而是清澈的湛蓝，时而呈傍晚特有的玫瑰色。黄昏降临时，棕榈树渐渐化作一片模糊的暗影，随后，被海滨大道和利沃丽街拐角的路灯披上一层清冷的光。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去这间酒吧，我从利沃丽街的厚木门走进去，以免穿过饭店的前厅。我总是面向朝海的大玻璃窗而坐，正像这天晚上和希尔薇娅坐在一起一样。我们望着玻璃窗，目不转睛，外面明亮的天空和棕榈树同里边半昏暗的酒吧对照鲜明。过了一会儿，忽然一阵不安抓住我，那是一种近似窒息的感受。我觉得我们像是关在鱼缸里的金鱼，只能透过玻璃看外面的天空和树木，永远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只是随着夜幕降临，玻璃窗转暗，我才轻松下来。这时酒吧的灯全亮了，在这强烈的灯光照耀下，不安的情绪渐渐消散。

我们身后，饭店大厅深处的电梯金属门缓缓滑开，里面走出从房间里下来的客人，纷纷来到酒吧在桌旁坐下。每一次电梯门无声地滑开和客人们出现，我都悄悄窥视，好像盯着有节奏而令人安心的钟摆的移动一样。

电梯门再一次打开，现出一个穿深灰色西服的身影。我立刻认出来了。我甚至没敢向希尔薇娅做个头部的暗示，好让她也注意到正从电梯里走出来的男人：那是维尔库。

他背向我们，朝旅馆前厅走去。他现在已经出了酒吧的门，被他发现的危险不存在了。我对希尔薇娅轻声说：

“他在这儿。”

她保持着冷静，似乎早就对这个可能性有所准备。其实，我也是有所准备的。

“我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

她耸耸肩膀，似乎是说这没什么用处。

我穿过旅馆前厅，在入口的玻璃门后面停住。他站在路边散步大道和利沃丽街角有许多供出租的大型车辆的地方，正和一个司机说着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但我无法看清是什么。也许是个记事本？或是一张照片？他大概请求司机把他送到一个确切的地点，要不就是给他看我们的照片，希望长着石貂脑袋的司机认出我们来。

不管怎么样，那个司机摇了摇头，维尔库塞给他一笔小费，然后等红灯亮时穿过了马路，迈着懒洋洋的步子，从左边拐上海滨大道，朝着阿尔贝一世公园的方向消失了。

在岗白塔大街的一个电话亭里，我给尼格莱斯科饭店打电话：

“我可以和维尔库先生讲话吗？”

过了一会儿，门房回答说：

“旅馆里没有维尔库先生。”

“有的，我刚才还在酒吧里看见他了呢……他穿一套深灰色的西服……”

“大家都穿深灰色西服，先生。”

我挂上了电话。

“他不在尼格莱斯科饭店。”我对希尔薇娅说。

“他在不在都没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特别嘱咐过门房了？或者用了一个假名字？不知道他究竟在哪儿，可又感到他随时可能在任何一个街角出现，这滋味真不好受。

我们去福罗木电影院旁边的咖啡馆吃晚饭。我们下决心照常行动，就当维尔库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万一碰见他，他想和我们说话，那就装作根本不认识他。其实连假装都用不着：只要我们深信自己已经不再是出没于马纳河畔的那个约翰和希尔薇娅就足够了。我们和那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而维尔库无法证明事实不是如此。况且，维尔库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就什么也不是。

吃完晚饭，为了不马上回公寓的房间，我们去福罗木电影院买了两张楼上的票。

衬着红色天鹅绒的影院大厅里灯光尚未熄灭，正片前的广告还未放完。我们叫来服务小姐，要了两支雪糕。

但是一走出电影院，我重新感到维尔库无形的存在。它就像房间里的霉味一样，紧紧地粘住我们，甩也甩不掉。再说，希尔薇娅从前有时候就叫维尔库是“粘人的俄国佬”，那是因为他说过他父亲是俄国人。显然是他无数谎话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