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了

我没有特地为书店的开张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而是决定，等一切准备就绪，我的莎士比亚书店就可以开张营业。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所有我能买得起的书都摆上书架，人在书店里走来走去，也不会碰到梯子或打翻油漆桶了，莎士比亚书店终于开张了！这天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从八月起我就开始为书店做准备工作，书店的橱窗里摆着我们的“保护神”们的作品：乔叟、艾略特、乔伊斯等等。还有阿德里安娜最喜欢的英文小说，《三个男人一条船》（Three Men in a Boat）。书店里面，一个书架上摆着各种书评杂志：《国家》（Nation），《新共和》（New Republic），《日晷》（Dial），《新群众》（New Masses），《花花公子》（Playboy），《千册诗评》（Chapbook），《自我主义者》（Egoist），《新英文评论》（New English Review），还有其他的文学杂志。我在墙上挂上了那两幅布莱克的作品，惠特曼和爱伦·坡的照片。还有两张王尔德的照片，他穿着天鹅绒的裤子和披风，这两张照片和一些王尔德的信件装裱在同一个镜框里，这些信件是西普里安的朋友拜伦·库恩送给我的。书店里展示的还有几张惠特曼的手稿，是他顺手在一些信件后面涂写的，它们是诗人送给我姨妈阿格尼丝·奥比森的礼物。阿格尼丝姨妈曾在布林茅尔学院读书，当时她曾与好友爱丽丝·史密斯一起去肯顿拜访惠特曼。[爱丽丝后来嫁给了哲学家罗素，她的姐姐玛丽珍嫁给了艺术史家伯纳德·布莱森，她们的哥哥则是罗根·皮萨尔·史密斯，在他的自传《遗忘的岁月》（Forgotten Years）中，记载了这些有趣的事情。]爱丽丝的妈妈，汉娜·惠特·史密斯曾经送给惠特曼一把扶手椅，所以，当阿格尼丝和爱丽丝一起去肯顿拜访惠特曼时，她们看到老诗人坐在扶手椅上，而不是“坐在门槛上”。她们看到满地都是手稿，害羞的小阿格尼丝还注意到有些手稿是在废纸篓里。这些手稿大多是涂写在别人写给惠特曼的书信的背面的，阿格尼丝最终鼓起勇气捡起了几张，问老诗人是否可以由她保留，诗人答道：“当然可以，亲爱的小姐。”就这样，这些惠特曼手稿来到我们家里。

许多好朋友都在等着莎士比亚书店开张，所以，书店快要开张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但是，我还是以为开张那天不会有什么人来，而且，没人来也不是坏事，因为我还真需要至少二十四小时将莎士比亚书店的一切打点就绪。但是，头天晚上关店用的遮板还没有被移开呢（此事由书店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的伙计代劳），我的第一批朋友就出现了。从那一刻开始，在今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就没有让我再清静过。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在巴黎，借书给人要比卖书给人容易得多。当时出版英文作家便宜版本的出版社只有陶赫尼茨（Tauchnitz）和康纳德（Conard）两家，但它们所出版的作家，不超出吉卜林和哈代等老作家的范围。加上英镑和美元比法郎要值钱得多，所以对于法国人，特别是对塞纳河左岸的居民来说，现代文学作品简直是无法消费的奢侈品。因为这个原因，我很重视我书店中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有我喜欢的所有的作品，我能借着图书馆与巴黎人分享我之所爱。

阿德里安娜一直说我管理图书馆的办法是“很美国式的”，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说。任何一个美国的图书馆员，到了我这里都会被吓昏过去，因为他们都早已习惯了分类检索的系统和机械化的工具。我的图书馆里什么系统都没有。我没有图书目录，更喜欢让读者们自己发现有什么书，缺什么书；我也没有索引卡片，除非我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如阿德里安娜那样能过目不忘，才有可能记住所有出借的书。如果我要找一本书，我得将所有的会员卡片看过一遍，才能知道这本书在哪里。[6]

准确地说，这些会员卡片都硕大无比，上面记载着会员的姓名地址，他们参加图书馆的日期，会费和押金的多少，当然，还有他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每个会员都可以借一到两本书，每次能借十四天，在这期间也可以来交换其他书。（乔伊斯曾经借去过十几本书，并且多年不还。）每个会员都有一张小的会员卡，在他会员期满或因为缺钱而要取回押金时，他必须出示他的会员卡。有人告诉我，这会员卡就如同一本护照那样有用。

我们图书馆的第一批会员中有一位学医的学生，她的医学院位于与杜普伊特伦街相交的那条街上，她叫特雷莎·伯特兰，现在被人称为伯特兰——方丹医生。我一直满怀兴奋地关注着她渐渐事业有成，在各科考试中，她一直成绩优异，在专业上非常拔尖，后来成为“巴黎医院医生”（Médecin des Hoôpitaux），是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科学世家，虽然学业工作繁忙，却总能挤出时间来阅读我的图书馆中新来的美国文学作品，直到我的书店关门，她一直都是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