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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只关乎他爱的这个女人，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埋葬第一任，也就是为他生了个女儿的妻子时，他并没有感到特别悲痛。可第二任妻子却让他悲痛欲绝。他并非为她的离去而心痛，因为这“不合常理”。对科密沃什家的人来说，一切否定习俗、法律、人类惯例的反叛精神他们都会自动远离；当然伤痛的外壳还是留存了下来，这颗忠贞的灵魂痛苦地承受着打击；但痛苦并非只从忠贞中吸取苦涩的毒素。她的离开让他疼痛，而他的爱则让她疼痛。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里斯托弗从不知晓。父亲去世后，他在父亲那张带抽屉的大写字台的一格中找到了一摞用黑带子捆好的资料；这些是父亲与第二任妻子自订婚以后写给对方的一封封矜持而含蓄的信，内容包罗万象的便条，母亲的日常开支账本、手写菜谱、各种收据和铅笔记录的各种信息——一切都与妻子有关，即便是这些最琐碎的杂物，也能串起与她之间的某种联系，能感受到她手中的力量，勾起生活的回忆——例如一张酒店的收据就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去捷克度假时留下的——父亲细致地把一切收集起来，妥善存放，并用黑带子捆好。这就是生活，最好的也是最坏的，这是生活留给父亲的。克里斯托弗激动地翻阅了一会儿这些平淡的信件，虚微的侠义豪情让他想把这些从未被第三人看过的手写回忆，这些讲述着一出自我毁灭、无从逃脱、无法解释的悲剧的资料，直接投进火炉；可这些资料保存着两个给了他生命之人的秘密；他们是否有保护自己秘密的权利？信件并没有透露什么特别的信息。书信的笔触谨小慎微，仿佛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通信，男人和女人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着，陌生的两个人，对任何字句都战战兢兢，字里行间完全展露各自的拘谨。母亲在一封婚礼前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定会倾尽全力，请务必信任我。”克里斯托弗把信收好，再没去看这些私密的收藏，可这句话就像彷徨的呐喊，在他耳边回旋良久。他想，这么写的人想必是需要博取别人信任的。接着，他想到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的父亲。他理解，父亲爱这个女人，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假如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不论是逃婚还是出轨，不管什么行为，都可以容忍么？他有些激动地想。

孩子们都在寄宿学校。节假日，三个孩子纷纷回到父亲家；但这个“父亲家”只是首都一套位于楼房三楼的出租屋。他们搬来首都前，父亲把北部家乡的老房子卖了。为老法官操持家务的女人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这个穷亲戚必定极为警醒地生活在这些尊贵亲戚的阴影中，她从来不敢当着孩子们的面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亲戚。二儿子，也就是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在军官学校读书；同父异母的姐姐艾玛在外地跟随从事慈善医疗的修女们学习护理。他则留在父亲身边，在距离首都半小时车程的修道院学习。节假日总是在拘谨、混乱的气氛中度过，似乎错失了些什么，比如介绍自己的近况，或是不可避免的促膝长谈。这样的长谈能使一切明朗化、直接化。他们熟悉对方，彼此之间并无秘密可言。即使谈不上亲密无间，他们也能直接找到一种化解家庭成员间疏离感的基调。但这样的长谈却从未出现过；克里斯托弗一直期望能有人起个头，也许是弟弟。军事化的教育也未能平息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家庭的渴望，三人中，孤独的童年对他造成的伤害最严重——冷酷的保育员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克制力，她永远摆着一副苦行僧般冷若冰霜的面孔，仿佛刚从平淡无奇的梦中醒来，对白昼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期待。不过，后来他很快意识到，现实中是不存在这种长谈的，语言根本无力把控生活的真实境遇，那些沉重与艰辛就像自亘古留下来的岩石一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也许只有地震或是某种本质上的命运重置才能改变他们的存在状态与连接方式。但就如不存在这样的长谈一样，克里斯托弗孩提时代暗自期望的那种能够改变一切、碾碎所有顽固与陌生生命物质的命运重置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极为罕有、永不得见。或许，父亲的离世便是，可他的死也无法解决孩子们关系中的终极问题。孩子们在父亲的公寓里度过节假日，紧张的等待蔓延在他们之间，午餐与晚餐的间隔，克里斯托弗总是焦虑不安，好像他知道，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马上要说些什么，是父亲或者弟弟；他们数目相对，放下刀叉，期待着“有事发生”。可什么也没发生。父亲在桌边一年比一年严肃，就连去学校短暂而隆重地探访时，他也是这样——永远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不容置疑，刚正不阿，既是提问者也是回答者，就像医生，或是……对，就像问话的法官一样。他身体中的某些东西破碎了，伤痕累累的人只剩下防守、规则和拒人千里的冰冷。一直以来，克里斯托弗只从这种行为模式中感受到了无可救药的冷硬；当他得知在父亲业已崩塌的生命废墟中，支起的屏风背后掩藏着历经灾难的碎片，而父亲却如约伯注般数年、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悲惨绝望地坚守时，深深的罪恶感笼罩了他。他们，孩子们，无意中残忍地将父亲独自遗弃在痛苦的深渊中，也许这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这“痛苦”是高傲的，克里斯托弗一直认为：这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后来，克里斯托弗对这种“男子气概”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他认为，“男子气概”并不是某种令人无法承受，以致最终崩溃的东西——也许尽可能地妥协、找到解决途径的做法更具男子气概。有时，“寻求结果”与自我贬损或自揭伤疤毫无二致；这就像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赌场中运行着不成文的条规，需要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但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父亲切断了与外界交流的所有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