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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密沃什恰巧出生在分界线，两个世界的边界上；有时他认为，正是这种隐匿于历史中的瞬间重重地折磨着他；世纪之交那会儿，中产阶级市民阶层正幸福而满足地享受着家庭财产的红利，那时，国家还保持着完整的历史边界，毫不吝啬地将各个阶层、种族的人民拥揽入怀；而地下运动梦魇般的灯标和远处传来的地动山摇的轰鸣声提醒仍沉浸在田园牧歌中的有产者，危机正在逼近。谁会有所警觉？生活还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在最后十年的和平时期快要结束时，他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小贵族家庭。母亲是撒克逊人，也许他从母亲那儿遗传了平和的个性和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以及对“看不清”“摸不着”之物的敏锐感受；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特质又与父亲沉默寡言、无所信仰和相对坚强的性格结合了起来。他的父亲科密沃什· 高博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老派法律世家；祖父也叫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是科密沃什家走出的第一个七人法官团注成员。因而，法官这一职业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祖辈延续下来。科密沃什家的人都跟法打交道，祖父是法官，曾祖父是律师，后来成了国王内廷的专职律师；显然，某种暗藏于内心的神秘力量把他引向了“权利”、真理和法律。这家人连续七代供职于法律系统，他们是用拉丁语说话思考的律师、老派的法官，与其说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倒不如说政府机关衬托了他们的荣耀。有些人被威严的政府收编入册，有些人则对政府敬而远之。他们像其他匈牙利小贵族知识分子家庭一样，他们是法律世家；这个家庭的后代对一切法律和权利有着天然、血缘的亲近感；而拉丁教育则渗透后代的思维方式。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这个上世纪末最有名望的司法委员之子，便顺理成章地在这种本着人文主义精神、自成一体的严格教养中成长起来，这是家族传统。父亲有两段婚姻；克里斯托弗是他与第二任妻子，一位凯什马尔克医生之女所生；父亲那时五十出头，事业和名声正如日中天。表面看来，这第二段婚姻相当意气用事，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合常规”。这段婚姻打破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和家族规制，成了违反家规的叛逆典型。婚后八年，大儿子还不满六岁，他的第二任妻子便离家出走，后来嫁给了城里的一个总工程师；克里斯托弗一直无法理解她这种诡秘、冒失之举和她不可理喻的自私自利。父亲深受打击；妻子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伤及了他隐秘的内心平衡点，那是一个人内心完全不可复制的稳定点，只有在那儿他才是完整的。表面上看，母亲也无法承受叛逃的风险，也许是因为后来一段时间，在这段婚姻永无止境、逐渐演变为隐藏于潜意识之下的混沌中，她生命的力量终于被耗尽——离婚三年后，她仍未在新的婚姻中苏醒过来，最后她死于产褥热。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是个病恹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从未见过他；后来，这孩子和他沉默的残疾父亲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相较于克里斯托弗后来耳闻的，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他也许是一个懦夫，被妻子绝望的冲动卷入了这场市民的冒险；男孩没有熬过战争，他没有上前线，牺牲得也并不“壮烈”：只是因为患上肺炎，几天后便死在他帮忙的兵营指挥部里。

这场不幸的再婚之后，科密沃什· 高博独自度过了生命中余下的时光；那时他已经在首都定居，在法官生涯最后孤独的二十年中，他成为了法律界的典范。比他有野心的同行们也许运气并不输于他，可在仕途上却没有什么人能达到他的高度——直到逝世，他一直担任法官团主席，之前他只是个审判官，后来到了法官团里他才功成名就。他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了羞涩、含蓄与庄严三相并重的魅力，以“大法官”之名行走天下；他是灵魂的审视者，也是法律条款的化身，抚慰崇尚法律的社会，而他却对自己一以贯之的正直，是的，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公正感到恐惧。这是他的名声。年轻的法官愿意以他为榜样，效仿他低调冷静而有内涵的行事方式；科密沃什· 高博擅长以眼神和手势引起关注，以点头或冷若冰霜的眨眼动作在被躁动情绪点燃的议事大厅中保持冷静，他从不与辩护律师、原告律师、证人辩论；曾经，他就是法庭中不可辩驳的存在，就是权威与高不可攀的象征；谁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圈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他被称为“创始学派”的大师、伟大的精神导师。科密沃什· 高博自然从未想过要“创始学派”——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人文的、个人的影响，在他创造的丰功伟绩中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就像明主般端坐于法官席上，以他自由的智慧将公正分享给众生。也许他的异教徒祖先，或是可回溯至安茹王朝的小贵族先辈们认为这种大公一类人物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家族首领式的优越性远胜野蛮的奴隶制，因而他们的后代以手势动作捍卫家族在法庭中的判决权力。很少有人知道，十年来，这个集一切优点于一身，情绪极度自制冷静、少言寡语、高不可攀的人内心已几近崩塌，甚至比瘫痪病人更可悲、更不幸：他心里充满了怀疑与伤痕，还有被超人的力量所掩饰的绝望。克里斯托弗也是在长大后才洞察到父亲内心世界的崩塌。